战略一：针对作用者
    就课题B来说，“消灭”蚊子的概念是广义的，杀死（剥夺其生命）只是其中之一。就以“杀死”来说，我们除杀灭一切蚊子外，也可以只中止叮人的雌蚊的生命，也可以间接地通过消灭雄蚊来达到。甚至可以设法消灭蚊子的下一代，或改造其基因。例如可以使亲本之一失去生殖能力、生殖结果(例如只生雄蚊或雌蚊)来达到最终杀灭雌蚊的目的。
    定出“消灭”这一目标后，就要考虑方法的问题。
    消灭蚊子的方法有很多：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等。作用者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可以在生命历程的某一点“设伏”，这就要研究蚊子的生命史和生活环境(包括气温、湿度)，在各个环节上下功夫。若要阻止成功繁殖就有阻止蚊子交配、摧毁生殖能力、改变幼虫性别、繁殖无翅无口器蚊等多项办法。

    战略二：针对作用本身
    蚊叮的全过程：从寻找目标、飞近、口器插入，到分泌抗凝剂、吸血。
    蚊子是怎样接近人体的？它是飞过来的；
    蚊子要接近人体，有材料、能量、信息三方面的因素，例如，它要有翅膀，要飞得动，还要知道往哪儿飞；即使万事俱备，蚊子还要有飞近人体的“愿望”，飞到人体附近，还需要选择“下手”的地方。整个通道还必须始终畅通。
    阻止蚊子接触人体。可将蚊子比拟为飞机或潜艇，而人身则为攻击目标。
    积极隔离： 取消蚊子的运动性能；雷雨天气取消“轰炸”。
    消极隔离： 探知蚊子的临近，杀灭或驱逐措施：出动蜻蜓、蝙蝠，使用“声纳”、“雷达”、“防潜网”、“高射炮”，乃至使用伪装。
    蚊叮不是蚊子与人体的一般挨擦， 而是蚊子的口器叮入人的皮肤；消灭蚊子的口器同样可以达到目标。

    战略三：针对受作用者
    如果提出消灭受作用者，表面上看来这是荒谬的，但撇去此例不谈，人们常常消灭转化为施者的受者，如患疯牛病的牛，患鼠疫的人。另一方面，把受者隐蔽起来或使蚊子对他不感兴趣也是一个办法。 也可以改变蚊叮的效果与化害为利。



                             ⒉系统的整体性
　　　 
　⑴　太近看不清 
　　①　关于对事物的总体性质与细节的考察的区别，可以用人类对地球形状的认识来打比方。古老的东方民族在大地上一寸一寸地开拓，对地球的考察不能说不细，从孔子那个时代起已经感叹“登泰山而小天下”，结果对“天圆地方”说却奉如神明，一点也不发生怀疑，使这一错误观念足足维持了几千年。古希腊罗马的学者通过对日出日落的天文现象的分析思考，花去了许多岁月才得出大地是球形的结论。如果你高瞻远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就用不到绞尽脑汁思考地球的形状。尽管你看不到一颗颗沙粒，一朵朵浪花，甚至也看不到万里长城，然而你只要一抬头就会认识到地球是圆的。（印加人的道路）
    ②　游山玩水是件长见识、开阔心胸的乐事，乘着飞机打庐山顶上飞过去，看个大略是绝不过瘾的，得近些看，让自己处于庐山环抱之中，去饱餐山川秀色。然而宋朝大文学家苏轼游庐山时在西林寺的墙壁上却题了这样一首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成了千古绝唱，是因为它充满了哲理，具体说来，就是系统论思想，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原理：
　　③　奥地利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 在他的名著《生命是什么》中说，身体大到目前这种程度，由无数原子组成的感觉器官就感受不到单个原子，这使许多攻读理化的学生引为憾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人眼无所不见，甚至能看到原子，那他等于是瞎子。
    要认识一个大系统，钻进去作琐细的考察不是办法，要站远些观察，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这样才能弄清系统的主要特征。
    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太近看不清”，在于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认为并不太近的时候，往往已经太近。
    ④　下棋有句谚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的就是“太近看不清”，这并不是指当局者比旁观者离开棋盘近了几十厘米，所以看不清，而是指当局者与旁观者同棋的心理距离相差太大。当局者和棋贴得太近，对输赢耿耿于怀。他要施展谋略，布置力量，急功近利，把精神专注于一点，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缺乏一种不计较胜负的超然态度，对真正的形势是难以看清楚的。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也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问题在于，以前我们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其中有微妙的哲理”，对这种原理的归属并不清楚。现在我们却已经弄清楚了，它包括对“系统的整体性”的认识。

  ⑵　“一加一大于二”——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和
    ①　苏轼还写过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和上面那首诗出自同一位诗人之手，说明苏轼不止一次围绕系统论进行思考。他提出一个问题：美妙的琴声是手指的功能呢还是琴本身的功能？这个问题他虽然没有回答，在当时的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属难能可贵。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功能不属于它的任何一部分，而属于整体。
    “奏琴”系统算是非常简单的，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无数比它复杂千万倍的系统在执行许多高级的功能。用还原论方式看待问题的人比比皆是，在一个科研或工程单位中的各部门常常会产生争功诿过的纠葛。例如航天飞机上天了，当然可以笼统地说“是集体的功劳”，连厨师也可以声称“若不是我替你们做饭，不要说航天飞机上天，你们饿也要饿死了”。但贡献是有层次性的。为了找出主要贡献者，可以遵循下列原则，即参与者的不可代替的程度。按此原则，比如说可以先排除厨师．汽车司机．警卫人员等，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人取代。并不是说可以抹煞辅助人员的创造性。例如一个极其巨大的部件无法运进现场，而某司机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从而缩短了组装时间。总的说来可以以柏林交响乐团一台“命运”交响乐演出作譬，作曲者贝多芬是绝对不可代替的，卡拉扬其次，他有自己的指挥风格，精心演绎了原作，但如果换上小泽征尔也无妨。至于一般演奏员．打灯光的．出售门票的，当然谈不上什么卓著的贡献。以上言论似乎把人分了等级，不中听，但我们描述的是事实。一个社会的进步极大地依赖于创新。所以我们一定要远离平庸。
    到底有没有科学地计算功劳大小的办法？请大家各抒己见。我的看法是：功劳的大小应当看敢于冒风险与创新的程度。企业家做的都是冒险与创新的工作。下面是一份材料。

                《 企业家是一种素质不是职务》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最近指出，现在社会上对企业家的概念有错误认识，好像厂长就是企业家。实际上企业家是个经济学的概念，它说明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职务。什么叫企业家?经济学教科书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的：第一个条件是有眼光，就是你能发现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赚钱机会；第二个条件是有胆量，敢于拍板冒险；第三个条件是有组织能力，就是能把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产生高效率的组合能力。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叫企业家。而在中国得增加第四个条件，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生活时报》2000年1月10日)
　　 现在重新回到本题上来。数学公理“全量等于它的各部分的和”，说的是一件乏味的事。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命题，叫做“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和”，这句话可以说是体现了系统论的精髓。 人们通俗说的“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所引的两句话表面上很相似，但是“全量”换成“整体”，松散的集合就变成了严谨的结构；量的加法就变成了质的加法。 
　　可以设想“聚沙成塔”，一点一点堆起来，是集合的加法；而装配好一台收音机，是一瞬间“突现”的事。
　　经典科学基本上只处理单变量与双变量问题，考虑直线因果链，一因一果。但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基本上是多变量问题，对复杂问题进行研究，用“每次变动一个因素”的研究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引进新的概念工具。
    学生听老师讲解一道几何证明题，它的每一步我们都能理解、都能接受，所用到的每一条定理我们早已滚瓜烂熟，但自己就是证不出来，因为几何中定理很多，选用哪几条，需要高度的专业敏感性；选中的定理要我们精心组织，编排好次序，甚至还要添加辅助线，才能完成证明。使我们感到困难的不是那些证明的“零部件”，而是整个结构。（参见附件？？《货比三家》之4：数学中利用不同模型的一题多解） 
    附：
    “太近看不清”的哲学讨论片断
    看不清是看不清整体，如果一个人看见个别原子，就看不清所构成的物体。
    人们对事物的研究总是从一个最易看清的层次开始的，物理研究从中观出发，再到微观与宇观。数理逻辑学都从命题开始研究。
    上节课学生提出“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说的是人与环境过于亲近，主体与客体开始同化。
    “旁观者清”说明当局者的功利心，一局棋的得失太过计较。某人病了，谁最关心，谁离病人就最近。

    “一加一大于二”的哲学讨论片断
    怎样理解“三个和尚没水吃”?　对于“一加一大于二”，人们不深入考察，常常发生误解。不时见到一些系统研究者声称，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也可以小于二，并举“三个和尚没水吃”为例，这种理解是肤浅的。

  ⑶　系统呈现各要素没有的新特性
　　我们吃的食盐NaCl是氯和钠的化合物，但是食盐的种种特性，完全不是氯和钠的性质的总和，例如它的咸味是氯和钠本身没有的。
    把一部《红楼梦》分解为一个个汉字，也许在你的《新华字典》里都能找到， 但是我们从《红楼梦》中读到的、感受到的东西， 能够从《新华字典》中得到吗?
    结构不是零部件的总和，它具有零部件所不具有的“突现特性”。这是系统论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教导。 要素相同而结构不同的系统可以具有不同的功能，反之，要素不同的两个结构却可以产生相同的功能。
    我们画图用的6B铅笔，铅芯含的石墨成分特别多，所以非常柔软。石墨是化学元素碳的晶体。我们也知道名贵的金刚钻，它是世界上最硬的物质，划玻璃刀就是靠镶上去的一小颗金刚钻。但是把金刚钻投入火里，它就象石墨和煤炭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原来它也是碳原子的结晶。为什么同是碳原子的晶体，硬度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区别就在于晶体的结构，而不是晶体的成分。
    在人们思想中，还原论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要坚决拒斥还原论。还原论的要点是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按照物理学的范式去把握，最终还原为物理层次的概念和实体。由于物理学本身的发展，物理主义和还原论的论点成了问题，科学概念的一般化的模型成为必要，而且在传统物理外的新领域应运而生了。
　　还原论的结果，在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占压倒多数的问题经典科学对之视而不见。我们观察一个生命体，能见到令人惊奇的秩序、组织和在不断变化中维持自身、调节及明显的目的性，然而，像“组织性”、“方向性”、“目的性”这些概念在经典科学系统中根本没有。





                             ⒊系统的层次性

    系统具有层次性，这是系统论的一个原理。任何问题都有不同层次，各人就站在或高或低的层次上看问题。
　  上文所论“太近看不清”，也源于系统的层次性。数学解题中的换元思想不属于数学思想，而属于系统思想：通过换元，低层次的干扰隐去，高层次的实质性内容凸现出来。
    我们每天要进行无数次决策，每次决策都在几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 选择也有层次性。最高层次是目标的选择，就是决定一件事做还是不做。正象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所说：
    " 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
    第二层是结构的选择。具体地说，就是方案A好，还是B好。因为方案A和B本身也是有结构的，在每一层次上都有选择的必要，所以结构的选择本身也是多层次的。
　　〖例〗求解无理方程√x²-1 - √x²+1 = 2
    假设在解方程时， 学生甲先进行两边平方， 学生乙则先把√x²+1 移到等号右边再进行两边平方。显然乙的方案选得比较合理，但他和甲一样，一开始就选了一条墨守成规的道路。而学生丙一开始就确定，在两个根式都有意义的条件下，√x²-1 小于√x²+1，从而原方程无解。这样一来，丙的选择比乙层次更高，也更为成功。
  ⑴　系统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功能
　　吃饭时舌头负责搅拌食物和唾液，牙齿负责切断．咀嚼食物。牙齿偶尔咬了一下舌头，这不是牙齿和下颔骨的责任，要怪上一层次（小脑）没有协调好。一个组织有它的负责人，其他人担当的就不是这一级的责任了。要对谋杀岳飞负责的是宋高宗和秦桧之流，而不是对岳飞行刑的那个刽子手。这些例子非常浅显，但遇到问题我们就会感情用事起来。 
〖例１〗汉朝故事两则
　⒈　西汉文景之治是有名的，原来陈平辅佐刘邦打天下有功，任左丞相，周勃任右丞相。但周勃在铲除吕后势力使汉文帝顺利执政方面立了新功，声誉正隆，陈平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主动交换职务甘当副手。一天汉文帝召见他俩，问天下钱粮与案件数，周勃答不上来，急得面红耳赤，陈平答道，钱粮数要问治粟内史，案件数要问廷尉。汉文帝年轻，不明就里，板着脸说，那要你们何用？！陈平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就是管这些官员的，如果他们做得不好，我们就撤他们的职。汉文帝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从皇帝那里出来后，周勃埋怨陈平，这些道理为什么不早说，陈平说你原来不知道吗？周勃也是位正实的官员，见自己确实不如陈平，两人的位子又换了回来。
　⒉　在西汉汉宣帝的时候有一个丞相，叫丙吉。一次他乘马车出门，路上看到一群流氓打群架打死了人，手下告诉他这件事，他吩咐马车继续走；走了一回儿，他发现路边有头牛边走边喘气，丙吉赶忙叫停车，下了车向牵牛人问长问短。上车后丙吉的手下人有点反感，问他不管人死活只管牛喘气是什么道理。丙吉说，死人固然是大事，但人既然死了，自有治安部门处理；牛喘气谁来管？你们有没有想到，现在还没有到三伏天，牛竟然喘起了气，如果不是长时间负重跋涉造成的，那么只能说是天时不正了，天时不正会影响收成，那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年年景的好坏，牵涉到国运和全国人民的生活，我是当朝丞相，责无旁贷，你说我该管不该管?
丙吉和他的手下人看待死人和牛喘气，确实存在着距离的差异。手下人层次太低，看到的是给感官的刺激：流汗和喘气；丙吉看到的是自己的职司和天下的安危。
　　介绍一本书：
[英] E.F.Schumacher《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第62～64页。
　  此书的原理特别适用于论证系统的规模，如与“大小正好”相结合。
　　此外，舒马赫强调基础结构，在基础结构中又强调教育，认为“教育、纪律、组织是最重要的基础”，“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⑵ 解决问题须在合适的层面上进行
　我们常常在错误的层面上解决问题，而那是不可能解决的。生活中提法不当的问题很多，七十年代，教师负责学生毕业去向就是层次不当的处理方法。有时在传媒上也会闹笑话。
　　1980年代，广东电视台摄制了一组小品《人啊人》。其中有一集写在广州挤公交车的事。一位男青年跟在一位怀抱婴儿的年青妇女后面最后挤上了一辆公交车。公交车无法关车门，就这样行驶了。那位男青年站在车门口，紧拉着竖扶手，看上去象是一个搂抱动作，引起年青妇女的怒斥。其实，如果男青年真的松开手，自己倒没什么事，那女子就会摔下车去。这时电视编导就展示给观众两种情节：
  ⒈　男青年考虑到松手的后果，仍紧抓扶手不放，结果“搂抱”如初，又无法消除全车乘客的误会，结果被当作流氓送进派出所；
  ⒉　男青年不堪受委屈，松手不管，结果怀抱婴儿的女子仰面摔下车去，昏迷不醒。
    这时，电视里得意地唱起了主题歌：“你看怎么办？你看怎么办？”
    这个电视小品似乎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二难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述，这也是个错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而是层次低得多的交通规则问题。深层次的道德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浅表的交通规则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绝对没有兴趣向男青年提出两全之计，而是要求公交车司机把车门关好才开车。这个例子说明，低层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就会产生深层的、无法克服的危机。这个思想很重要。
　　在数学里我们常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方程x2=2，在有理数集内不可解，到实数集内才可解； 方程 x2=-1， 在实数集内不可解，到复数集内才可解出两个虚根±i。 这一切因所用语言系统的兼容性造成的不同结果，我们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下来，而对社会问题或经济问题没人肯承认在相当范围内无解， 一个问题可以长年累月地争论下去。例如《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家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辩题的出现，说明形而上学已经卷土重来，也只有这样的问题作为辩论比赛题，才使人兴趣盎然，而它们恰恰是错误的问题。
  ⑶　系统失去它的层次，功能就会紊乱。
一个单位的领导事无巨细一把抓，势必造成管理混乱，有时通过明确领导分工，能很有效地解决问题，但只有分工没有合作，也有后遗症。钱学森猜想与裂脑人就是两个好例子。
　⑷　层次过多效率就会降低。
    机构臃肿与帕金森定律。
    完成文字工作的时间伸缩是很大的，以致工作量与工作人数没有多大关系。不认真办事不一定显得悠闲，无所事事也不一定能从散上看得出来。事情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与办此事所花的时间应该成正比，而有人认为，当工作人员成倍上升时，必有某些人闲下来无事可干。真实情况是：工作人九与工作量互不相关，职工人数是服从帕金森定律的，不论工作多少，甚至完全没有了，仍然如此。帕金森定律是条生长发展的规律。生长发展的动力中第一是当官的需要补充的下属而不是对手；第二是官员们彼此会制造出工作来做的（详见《官场病——帕金森定律》陈休征译, 三联书店, 1982.第1页~第12页《帕金森定律（或曰：金字塔在上升）》）。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议会里，预算金额与通过的时间成反比.（见同书第57页《大笔开支好通过》）

　　
                             ⒋系统的最优化

　　部分最优化不是整体最优化，有时往往破坏整体最优化.
　　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例１〗开巴森林生态平衡的破坏
　　一百年前，位于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谷北部边缘的开巴森林是美国最美丽的森林区之一。大约有四千只黑尾鹿生活在松树、冷杉和云衫林中。每年秋天，印第安人捕猎黑尾鹿，用作食物和衣服，山狮、狼、郊狼也都捕鹿充饥。
1906年开巴森林被列为国家禁猎区。为了保护黑尾鹿，禁止要林风狩猎。政府雇佣的猎人捕杀了大部分捕食鹿群的野兽。起初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有成效。到1925年，有六千我只食肉兽被捕杀。鹿群以惊人的速度繁殖起来。那时森林中约有10万只鹿。
　　可是，随后鹿群又显然面临一个新的危险。森林里的鹿太多，几乎把森林都啃光了。所有的灌木和较低的树枝，只要鹿能吃得着，上面的叶子和嫩枝被一扫而光。这意味着广大的鹿群只有很少的食物。两个严寒的冬天给饥饿的鹿群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鹿成千地死亡。到1930年鹿群减少到二万千只左右。鹿的数目继续下降。到1942年仅存八千只左右，这些鹿和1906年它们的祖先比较起来，大多显得又瘦小又衰弱。
　　森林本身也变得面目全非。在鹿群大量繁殖的那几年，像柳树和木莓这一类植物全部都被啃光。小树林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若干种鹿群不愿吃食的杂草和小树。残存的鹿群不能像原先森林里和鹿群那样轻易地获得食物。
　　新的生态平衡需要许多年才能形成。我们不清楚新的森林和林内的动物种群将会怎样。对那些企图改变生物自然平衡的人来说，开巴森林事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教训。企图帮助或偏爱某一种生物都可能对该种生物或它种生物造成危害。
        （《什么是生态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页～79页。）

        消灭麻雀
    在一个不适当的层次上提出问题只考虑部分最优化的另一个例子是灭麻雀大战。首先要提出的不是“怎样消灭麻雀”，而是层次更高的“该不该消灭麻雀？”这个问题解错了，就会发生二难，接着讨论下一层次该如何处理是没有意义的。
　　系统论者在发动、宣传并组织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方面，也许并不在行；也许他根本没有详细分析麻雀的活动规律、消灭麻雀的工具、爬屋顶的安全性、劳动力安排等具体问题，他可能了解或不很了解宏观的食物链，即麻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麻雀与农业害虫及庄稼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的作用主要是消除认识上的困惑，指出应当在哪一层次提出问题。波兰控制论学者、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说：“学会了用控制论语言来思想的人，不用详细分析具体问题也能理解问题，理解事情的基本环节、元素之间的关系和实际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