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课程

前言

自从1959年，英国剑桥基督学院的院士斯诺（C.P. Snow），在一次学术演讲中，发表了一篇震撼思想界的论文：“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即引发了大家对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省思，他认为廿世纪的学术界，已形成了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人文的与科技的。在他另一篇文章“再看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中，更明确的指出，由于这两种文化的分裂，使廿世纪的思想界，不能对过去作正确的了解，对现在作合理的判断，对未来作最好的因应与展望，以致使学术界逐渐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而在人类共存的社会里，同时存在了两种观念不同、生活理念不同以及工作内容与方式不同的两类人，社会之不和谐是可想而知的。人文与科技的分野，也因此造成人类全球性的危机，如：自然生态的破坏、生存环境的污染，价值观念的混淆，道德意识的低落以及生命意义的失落。长此以往，人类几乎看得出来，已开始走向自我毁灭的歧途。如何及时并不断地对人文与科技作一正确的厘清与了解，进而作一融汇，是值得我们必须随时加以省思的工作。

壹、何谓人文

《周易‧贲卦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我国典籍中最早提到“人文”二字的地方，据唐朝孔颍达的解释是：“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又，《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唐朝李贤注：“人文犹人事也。”可知人文是人类为求生存并充实生活的内涵，不断创造出的产物，故一切社会文化的现象如：典章制度、教育、法律、宗教、艺术、军事……乃至科技等，皆属人文化成的范围。唐君毅先生曾说：“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的精神，都是人文精神。”1而人文化成的作用，在提高自然物的附加价值，故人文是人类文化创造价值的过程。2

贰、科技的发展与限制

一、科学与科学家

近世纪以来科学上的成就可说是日新月异，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更是车载斗量，而“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固然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难以回答，就是实际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也难有满意的答案。因为科学的种类太多，没人能全部了解，再予以一清晰正确的答案。从字义上看科学（science），拉丁文为scientia，是从动词scire引申而来。其本意是学习（to learn）和知晓（to know）的意思，所以科学的原意就是“求知”，本十分暧昧。经几世纪的努力与发展，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科学观。3

㈠静态的科学观（Static view of science）：认为科学是依据现有的定理、定律或法则以解释或描述宇宙的途径，为一庞大的系统化的知识。

㈡动态的科学观（dynamic view of science）：认为科学是一种活动，现有知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作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基础。

故科学不应只是一个静态的，以宇宙为中心的一种研究成果(products)更应该包含动态的研究过程（process）在内。科学是一种知识，同时也是一个获得及利用这种知识的方法；是过程与成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成的。过程是科学家研究宇宙万象所持的态度（求真）和方法（求实）；成果是透过上述的过程获得的多种累积的与系统化的知识。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扩大或改进研究的方法，研究技术的进步或革新，亦可获得更丰硕、更精确的成果，其发展无可限量。惟我们不应只重系统知识的获得，而忽视了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我们要强调的是，过程远比结果还重要。西谚：“给人鱼不如教人钓鱼”，只要把握了过程──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科学的结果──知识与技能自然会源源而出。

国人每每忘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连续性，倒因为果，只重视下游的技术而忽略了理论的基础，是科学的扎根工作，形成科技的进步（也只是拾人牙慧），而科学事实上并不发达。故科学家（Scientist）：是追求知识并设法发现自然现象的规律与法则的人，即所谓的理论科学家。

二、工艺与工艺家

工艺（technology）：为一学名，或称工业技术、科学技术即俗称的科技：目的在藉科学的知识与原理，以协助、处理、解决人类生活上的问题。而工艺家（technologist）即是运用现有的科学知识，加以创造发明、巧思设计成人类所需要的东西的人，即所谓的应用科学家。

由上可知，科学家是在实验室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带动现代科技，如工业与医学等多方面的进步；而工艺家是利用科学技术从事实际上改善人类生活所需的开发者。

三、科学的限度

现代人往往过于忽视哲学，对一般所谓新兴宗教复产生盲目的崇拜，却又迷信科学，乃至有一种“寻宝”的错误观念；即科学如照当前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用科学来解决，宇宙的奥秘也终有被揭开的一天。这种错觉，症结所在，都出自于对科学的限度不十分明了的缘故。

㈠科学研究对象的限制：科学不是万能的，并非自然现象中的一切问题，都可藉科学来了解。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永远只能了解自然现象的一部份，而以其“可能重现”（Reproducible）的对象为先决条件4。除此之外，即使再简单的自然现象，仍为科学所不能处理。自然科学并不知道，也无需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然的全部。它只需从自然现象中，舍取科学所能处理的一面，了解其间的问题。

㈡科学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司马慈（T.C Smuts）曾指明当前科学方法上有两个错误：

1.“分析的错误”（the error of analysis）：因为自然现象太过庞大与复杂，因此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势必把部份从整体中割离出来，再去注意自己所要研究的那一点，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然而“分析的错误”即由此而产生，它会使我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窄。在工作过程中，所拋弃掉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再有关连，不再相互影响，必然会丧失了很多彼此应有的相关性，研究的结果，当然得不到完美的答案。

2.“概括的错误”（the error of generalization）：此方法的运用恰好与分析的方法相反。而概括性的运用要比分析法重要，因为科学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一个普通的定理。要找到一个普通的定理、定律，必须先超离一般个别的事物之上，站在更高的层次，用取同舍异的方法，方可得出有系统、简单性的知识（即定理、定律或法则）。而用此法所得到的普通定理，却又与外界事物不尽相同，因科学的定律是人发现的，甚至是人造出来的，而自然现像是自在的，不因人们研究与否而有改变；科学的定律是死的，而自然的现像是活的；科学的定律是共理（universals），自然现象却是殊事（particulars）。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究竟不是发现的定律，而是一些单独的、个别的事物或现象；即使是事物或现象之中含有某种定律，究竟不能说那定律就等于那些个别的自然现象。

由是观之，用分析法时，在过程中所必须丢掉的东西，无法还原；用概括法时，不但忽略很多东西，同时又得到一些实物身上本来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分析法在得其分，却不得其全；概括法在得其全，却又不得其分。而分与全实为同一不可分离的东西，只得其分而不得其全，其分亦必非真分；只得其全而不得其分，此全亦必非真全。所以，科学研究了半天，究竟是否能明白事实的真象，实在大有问题。此所以怀黑德（A.N. Whitehead）称现代科学错误的方法为“简单定位”（Simple Location）法，提出“事件”（event）的概念5，认为应代之以“场合”（Field）法，因非本文重点兹不多述。

何况，英国经验主义大师休谟（David Hume），更是对知识也产生了怀疑，对科学上所公认的齐一律和因果律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认为，一切事物，不过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现象，并没有一定的系统，更无一定的因果律。“我们无论在经验上或逻辑上决不能证明，经常伴连关系的无限累积，可以变成必然连结的关系。”6因为宇宙的现象无穷，而人生的经验有限！今天东方出来的太阳，不一定和昨天的情形相同，不过是偶然的符合。明天的太阳是否再从东方出现，我们不能肯定的知道。因为太阳的本体，是否含有从东方出来的性质，我们根本不知道。休谟（David Hume）的要点就是说：“我们的知识都是从感觉的印象（impression）而来的；感觉的印象成为观念（ideas）。我们所谓知识，只是从与我们的现象相契或不相契（agreement or disagreement of ideas）而定。我们的知识范围，仅止于此，至于宇宙的本体是什么，本体的因果是什么，我们一概不能知道，也没有权力认不知以为知。”7

休谟（David Hume）的学说震惊了当时的学界，因为科学本是有系统的知识，根据齐一律和因果律，可以用过去推测未来。如照休谟的说法，则无异动摇了科学上的基本定律。他的理论确使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家对事物的态度，要谦虚得多，不敢以一得而自满，更增加了研究进取的精神。其中最著名的有德人马哈（E. Mach）、法人朴因卡尔（Poincare）、英人皮尔生（Pearson）等，他们共同认为科学上所设的定理、定律不过是暂时性的一种假设，并非完全不变的。科学最大的目的，无非在使纷乱而成系统，化复杂为简单；一切的定理、定律无非是适应外界的环境作一简单的叙述，并不含有一定不变的真理在内。由此可知：

㈠科学上的定律非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罗素（B. Russell）也在“哲学中的科学思想”一文中说：“理论的变异极速，每一学说均能暂时为甄别已知事物之助，并能促进新事实的寻求。但此说亦必依次觉得不足以解释新获的事实，故在科学上发明新理论的人，亦只能视此等理论为暂时之设计。”8

㈡经由科学方法所了解的自然，非即自然的本身：科学所发现的自然现象，是经由科学的方法所观察到的自然景象，自然本身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自然现象非常复杂，我们绝无能力知道它的实态。我们只够从它里面，把那些用自然科学方法所能理解的部分，抽取出来，组合成一系统的知识而已。当科学家利用多种方法，观察自然现象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原理，它既包含而又能更广泛的说明前面那个定理所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或是能提供我们一个研究问题的新方向，就是一个较好（正确）的定理。所以牛顿（Newton）的动学三定律，能被爱因斯坦（Einstein）相对论所取代，而相对论也被李政道、杨振宁继续的修正的原因。

叁、问题的产生

科技本属人文化成的内容之一，科技的发展亦无不本于人文的情怀。人文与科技之二分，实肇因于人谋不臧有以致之。

一、整体知识的割裂，专业与通识的区隔

大学的创建源于欧洲，回顾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在那时所谓的专业，仅只医学、法律与神学而已。也就是说，当时大学教育的重要内涵，是建立在博雅教育之上，再益以较高层次的神学、医学及法律上的专业课程。工业革命之初，新兴的专业技术多产生于企业界，专业人才也多由企业界培养出的。到了廿世纪，大学教育的角色扮演由于科学知识的爆炸，促使科学技术的专业化，以及产业界和大学相结合，开始有了改变。大学里的专业学科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博雅课程，并担负起专业人才的培育与技术的研习工作。乃致于过分的强调科技专业的知能，而忽略了其人文层面的意涵。

我国传统教育的缺点，在于偏重通才而不注重专业，目前的情况恰好相反，自高中教育起即分自然与社会两组，大学教育几已成为职业训练所，培养一些对很多的事情知道的很少，对很少的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类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技术，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不能接受考验、无法承受压力，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重视专业知能而轻忽专业伦理

凡是一位大科学家，无不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追求真理，为求知而求知，探究宇宙的真相，试从抽象概念的形成与演化中，型塑一个崭新的世界观，透显人类心灵的创造力与不同典范所呈显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可以从科学家列传中，嗅到的一种可敬的、深切的人文情怀。然而，由于国人受到升学主义的影响，只注重专业知识的灌输与记诵，全然忽略了知识背后科学精神所呈现的一股深沉的人文情怀。以致在从事科学的教学过程中被抽离，剩下的是一堆冰冷、无情、生硬、僵化了的死知识，又如何能激发内心深处的生命情操与淑世情怀！专业伦理的研究领域既乏人问津，专业伦理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会计师的重要是在告诉你，如何的逃税；学法律的在教导人们如何钻法律的漏洞，以获得私人的利益；最近报载，医科毕业生，利用医学上的专业知识，达成逃避兵役的目的；台湾某大学化工系博士班的学生，自制“王水”，来毁尸灭迹；为了追求女友，不惜自制泻药给对方喝，好到医院探病示好；大学教师利用实验室，制造毒品贩卖得利等。一箩筐匪夷所思、光怪陆离的事，随时都可能在我们的社会上发生。

三、科技无限制与过度的发展，人文瞠乎其后

从十七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机器取代了手工，逐渐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生活理念，形成西方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社会模式。由于“超需要”的科技发展9，造成生产过剩而鼓励消费，以至奢侈浪费，落入贪得无厌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再者，人生活在快速有效率的工业社会中，仿佛只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螺丝钉，过着像陀螺一般不停旋转、永难止息的机械化生活，没有一点乐趣与成就感。继之以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若干次的核子武器。而物质上的满足也不能抵消在生活中无理想、无希望的空虚感，人生真是了无生趣可言。因此，到了廿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欧美陆续刮起了反越战、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嬉皮”（Hippy）之风；在学术界也有“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的暗潮，他们反对的是科学过度的发展，世界完全为科技所控制，人文发展落后科技。然而，机器仍然在不停地转动，科技仍然不断在往前研究发展、突破创新！科技似乎成了一头勇猛前进、横冲直撞的怪兽，谁也控制不了，谁也抵挡不住。时至今日，亦复如是。犹记一年多前由于研究上的突破对“基因”（Gene）的译码，由“复制羊”的成功，直逼到对“复制人”的研究，引起举世的注目。当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Clinton）立刻宣布说美国绝不研究“复制人”，马上引起从事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学者的反对，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认为美国可以不去研究复制人，可是无法阻止别人去研究，两年之后，美国这方面的发展就必然会落后。我们又发现，信息科技的发展，是科技产物下的另一头怪兽，它更深入家庭，甚至无远弗届；带给人类的是祸抑福、功抑过，尤难以预估！

科技的目的，本在改善人类的生活、远离恐惧，造福人群，使人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却由于无限制与过度的发展，我们发现它的目的已为手段所取代！随着工业的发达，科技解决了人类生活上很多的问题，却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人类的精神智能，似无多大的进步。这是人类的迷惘，所以有人说，科技是最好的仆人，却是最坏的主人。

肆、现代人的文明病

由于科技快速的成长，人文方面未能得到同步的进展，必然会造成社会上的价值观与伦理关系的冲击，导致社会物质力量与道德力量失衡10，逐产生了现代人文明病的象征。

一、生命意义的失落

生存是一个事实，生活是一种本能、习惯或规律，而人之所以为人者，更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与实践。现代的年青人，从小在一个不虞匮乏、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内在自我要求的责任感、使命感无由产生，又无外来的刺激，逐养成一种懒散、不愿思考的习性。加以现代人的生活又十分忙碌，只有随俗或依赖不需要思考的低级娱乐，以没有压力的方式来发泄情绪或打发时间，自然是贬低了人的价值，忽略了生命意义的追求。所以，美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E. Fromm）剀切的指出，当今世界上的教育大多在培植、制造出很多的“幽灵”，他所谓的幽灵指的是一些吃得饱、穿得暖、养的白白胖胖，却整天悠悠忽忽、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全然不知人生的真义何在。

存在主义的鼻祖祁克果（S. kierkegaard），曾举一则十分传神的寓言故事，描绘出人类的现况，就如辛苦工作了一天的农夫，在回家的马车上睡着了，蒙蒙眬眬之中，被识途老马驾着车子回到家里。就好比，我们往往是迷迷糊糊的随着生活本能的牵引，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却不知所为何来？

二、人性物化的倾向

表现在重视“取代的价值”和“市场的价值”，而不重视“实质的价值”的价值取向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虽然存在着很多的差异，但大家都向“钱”看，却是共同的现象。因为钱最具有取代性的价值，只要有钱就可以换得生活上所必须。连带流行在社会上的是，以钱作为衡量一切价值标准的观念。一位NBA著名的篮球员，一签约就是几千万美金，待遇比一国的元首还高，只是因为他能为老板赚进更多的钱——具市场的价值。这样的趋势，必然会把价值的标准只放在有形的、物质的、感官上的满足，全然忽略了精神上、道德上及人格上的“实质的价值”，如亲情、友情、爱情、健康、爱心、忠心……乃至人性中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这些都是“钱”所买不到的。《礼记》〈乐记〉上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人化物也者，穷人欲而灭天理者也。”在告诉我们对物质上的追求，应有所节制。

三、疏离的现象

㈠人与人的疏离：工业社会形成了都市，都市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由于彼此并不认识更难了解，加上工作的性质、时间、方式，知识的背景，可能全不相同，每个人都是一个十足的陌生人，因此物理的距离虽然很近，心理的距离却十分遥远。为了自身的安全，每个人把自己都保护得很好，几乎成个密闭的个体。“忙碌的躯壳，冷漠的心灵”正是都市人最佳的写照。

㈡人与自然的疏离：住在都市里的人，是生活在水泥丛林之中的人。每天碰触的是冷硬坚实的建筑，见到的是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管。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终年可以踏不到一块泥土，看不见一片青翠，生活在全然是人造的环境之中，远离自然。所以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11

㈢人与自我的疏离：“忙”是都市生活的特征，忙到无暇倾听那来自内心的声音，所以“忙”者心亡也。佛家告诉我们，生活包括内生活与外生活；不但要注意外生活的妥适性，更要随时关照我们的内生活，也就是反观自省的工夫。儒家也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说：“求放心”，更明确的告诉我们：“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12人心的放失，使我们同时丧失了思考与反省的能力。一个不经思考，缺乏反省的人生，对自己的优缺点、兴趣以及人生的方向，生命的真义也没弄清楚，不但是自我的疏离。这样的日子，更是不值得我们去活的。无怪乎祁克果（S. kierkegaard）要说，人们会在当他醒来的一天，突然发现自已经死了，却不知道怎么死的！祁氏以这则寓言凸显现代人生活的荒谬性。

伍、人文与科技的省思

一、人文与科技的关系

科技本属人文发展的一部份，科学的价值即人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彼此除了研究的对象、过程及方法上有依轻依重的不同外，科技的性质在不断的突破与创新，重点在“能不能”，而人文的思考却是在“该不该”。前述“复制人”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令人费思的事。此外，人文与科技也是互补的，“科技而无人文是无益的；人文而无科技是无效的。”

二、开放的人文主义

人类的发展，太过以人为中心的，所谓“天生万物以养人”。更由于人类演进的历程，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世界名社会经济学家罗斯托（W.W. Rostow）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而以牛顿（Newton）为分水岭。一是埋没于自然的时期，此阶段视自然为神秘体，先是畏惧，后是崇拜，以祈求本身的安全。一是脱离自然的时期，从十七世纪开始，自然科学兴起，人类知识大开，视自然为客观的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深信以人的智能和能力，可以发现宇宙的真象。逐渐产生了利用自然、战胜自然、人定胜天、戡天役物的观念。人类几乎忘了自己是自然的一部份，造成当前近乎无可挽回的困境与劫难。

我们发现，若人只关心自己，终将遭遇到人存在的问题，变成一个难以脱困的瓶颈。所谓开放的人文主义，就是朝向自然、他人与超越界开放。13在与他者（the other）的关系中，追求卓越与相互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人文观点。从历史的发展上看，人若太过于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反而会使得人本身没有出路，这就是造成大自然的资源被罗掘俱穷，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制造了经济的危机和战争威胁的原因。

其次，人文与非人文的区别不在对象，而在面对者的态度上，故人文精神非人文学者的专利。人文精神，不是用人文取代一切的非人文，而是将非人文的内容，赋予人文的终极关怀。透过人文教育，如文、史、哲、宗教等课程，激发其反省、自觉的能力，并能付诸实践，以安身立命进而创造一整体的和谐。

三、人文与科技的融汇

这是本校创校宗旨之一14，鉴于科技走到极端的时候，往往会逐渐地偏离原有的目的，而将手段当作目的，视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对于人类的福祉，反显得漠不关心，全然背弃了为人类服务、造福人群的初衷，将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甚至毁灭。

俗语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人文与科技是否能结合还是取决于人的态度，这是教育上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当前的大学教育有沦为高级职业训练所之虞，成为生产与企业经营体系的附庸，失却其理想性。过于重视结果――知识的传授，使人文价值的内涵被抽离出来，学生无法从专业教育养成中，开展其批判与反省的精神，开拓其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的胸襟，激发其身体力行创造实践的热情，当然也无法从专业的领域中获得心灵上的充实，与生命意义的肯定。

我们认为，学生修习任何一个科目的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的本身，而在于经由致知与力行的过程，将教学过程中融入被抽离的人文关怀、价值判断与社会正义，帮助其身心及理性与感性之间取得平衡，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在人－我、群－己及天－人之间，均能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若能如此则和平幸福的愿景，就不至于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了。

作者注：

[1]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北学生书局，77年8月），页9。

2 郭为藩《人文主义的教育哲学》，五南图书公司，页4。

3 James B. Conent：Science and Common Sense（New He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1，P.25）该书已译成中文，为赵盾译《科学入门》，今日世界出版社。

4 中古宇吉郎著，黄武鸿译《科学的方法》，东方出版社，页2-12。

5 A.N. Whitehead，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p.p60-63

6 傅伟勋《西洋哲学史》，三民书局，页363。

7 罗家伦《科学与玄学》，进学书局，页12。

8 B. Russell：Scientific Thought in Philosophy，P.28。

9 布罗诺斯基著，陈杨瑛、蔡仁坚译《科学与人文价值》《Science and Human Value》，景象出版社，页193-196。

10 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着，郑泰安译《文明的哲学》《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新潮文库89，页32。史氏认为社会的进步是靠物质与道德这两种力量。现代人重视科技的成就，道德力量越来越赶不上物质力量的急速发展，不足以使社会向善。

11 老子《道德经》15章。

12 《孟子》〈告子上〉15章。

13 沈清松《自然、科技与人文精神――一个开放的人文主义观点》，东吴哲学系学报，页241。

14 本校创校的理念是“觉之教育”；创校的宗旨有二：“人文与科技融汇”、“慈悲与智能相生”。

（作者许国宏教授是台湾华梵大学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