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课程

主持人：本刊上期《卷首语》中提到，20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 Whitehead）受了相对论的影响，创立了过程哲学。强调事件(event)，而非强调物件(thing) 。后来这一思想通过他的老友罗素传到维特根斯坦那里，铸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命题，就是在《逻辑哲学论》中开门见山的两句话：

“1. 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

1.1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的总和。”

世界由事件组成，把构成事件的人、物本身抽象出来分析并无意义。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说，事件具有其组成部分（人、物）所没有的涌现特性，正像深入研究格里高里·派克和奥黛丽·赫本本人并不能让我们感受到电影《罗马假日》中记者和公主之间产生的缠绵悱恻的动人情节一样。令人惊叹的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条就超前几十年展现了20世纪的这一思想－－本质在关系中，而非实体中――：“人的本质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就其现实性说来,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解剖一起重大事件，我们会发现其参与者本身无足轻重，正像钻石的珍贵来自它独特的结构，其成分不过是普通的碳而已。湘潭起哄事件令人震惊，但如果让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组成一个联合专家组调查所有起哄者平日的行为，也无法推断他们将做出这样令人震惊的事。然而事件一旦发生，专家的话就滔滔不绝了，同学们也会有很多话可说。这不，有同学举手了，请。

二(8) 车弘毅 读了这段消息，我感到茫然。起哄的人和姜某无怨无仇，并不存在有意的要致他于死地。所以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是猜想：他们认为那人从上面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从楼顶跳下来很有意思，却忘了这是从“生”向“死”的飞速沉沦。在姜某堕落的那一瞬间，旁观者从麻木堕落到卑鄙；在姜某鲜血四溅的那一瞬间，旁观者的人性中的恶从心灵阴暗的角落也飞溅而出，淹没了他的良知。

人心和人心的隔膜真有那么深吗？想想吧！如果起哄的人稍微作点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别人这样对你，你会怎么样?!

主持人：说起将心比心，我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学语文课本里何其芳的一首诗，那意境真美：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

去过寻常的日子，

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

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去以心发现心。

…………

这里所说的“以心发现心”也好，“将心比心”也好，“换位思考”也好。其核心就是孔子说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湘潭事件足以表明，这句格言是唤醒良知的一剂良药，甚至是道德教育的ABC，就像小学算术课本里的乘法九九表。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进不了当代的德育教材，最初可能因为这句话没有阶级性，会产生副作用吧！那么现在又怎么评价呢？我们由此想到，在德育领域里的一些禁区早该撤除藩篱了，只是人自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已。

二(8) 贾羽：其实这种格言的力量真的很大。过去我根本不知道“守望相助”这个成语，没想到它在非典期间得到大普及，妇孺皆知，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威力――使人团结，给人力量。有言道多难兴邦，人们从灾难中才体验了“守望相助”的道德力量，也学到了其他许多东西。其实社会上处处都需要守望相助，而非仅在遇到一些重大突发事件时才想起它来。

主持人：“非典”期间“守望相助”这个词组出自政府要员之口，连知识人士都觉得耳目一新，它毕竟已被尘封在故纸堆里几十年了。完整的表述在《孟子·滕文公（上）》里：“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是孟子对乡村社会的理想。两千多年来，除了遭受社会动乱外，乡村社会的确一直遵循古训，保持淳厚的民风，平日里大家各安其事，“出入相友”，有了困难大家“守望相助”。这里尊师重道的传统和教育起了根本性的作用。而20世纪各种力量从不同方向撕拉农村，摧毁传统乡村社会及其传统，可能是为了追逐某种功利，但对社会生态的破坏则是灾难性的。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深深体会了急功近利征服自然的恶果，但不太有人注意我们正在尝着同样急功近利盲目改造社会的苦果。

二(1) 苗亦青 我想从姜建明本身的失常表现谈起。现在人的生存观念越来越薄弱也是造成这一惨剧的重要原因。恋人分手、夫妻不和、家庭纠纷都是轻生者的理由。这是一种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现象。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媒介的原因，影视中的人物，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是吞安眠药，就是跳河、跳楼的这种行为无论如何对人们的潜意识总是有导向性的，因此人们在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也会学着去干傻事。二是由于当今社会，特别是当代人没有经历过多少苦难，不知道生命的可贵与来之不易。“珍爱生命”成了一句空话，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夺人生命，实属社会之悲哀。

二(4)刘玉芸：苗亦青说到轻生者受到了媒体的影响，真的，最近现在电视里作跳楼奖的镜头特多，不可排除作“跳楼秀”的可能。顺便说说，也不可排除那些缺德的围观者从电视片中得到熏陶。警匪片的市场久盛不衰，那一幕幕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总是吸引住一大票观众的目光。美其名曰：刺激。但以血腥暴力对感官的刺激来寻求心理的满足，以他人的极度痛苦构成自己的快乐，这不正是一种变相的残酷的体现吗？

二(8)马晓瑛：分析这起事件的内因和外因，姜建明的精神状态失稳，当然是内因，但没有围观者的起哄这个外因，悲剧很可能不会发生。众人是推一推还是拉一拉，结局就大不相同。姜不是毫无判断力的，在他临跳楼的那一瞬间，还想到向救援人员拱手致谢。他在内心深处仍感受到了好人对他的关爱。他也知道围观者的不怀好意，所以会捡起砖头掷向众人，万一砸死个把人，还不知道怎样了局？

二(8) 程旋：自古以来就有“打死人要偿命，骗死人不偿命”的说法。在湘潭事件中，起哄者起先并不真的想出人命，只是想看看好戏。事实证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遗憾的是不能给起哄的人安一个“因起哄致他人死亡”的罪名。

主持人：为什么不能？这起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死亡事故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介入。例如焊接工为赶工时，在弥漫石油气的船舱里操作，他丝毫没有作恶的动机，结果造成了船舱失火，他必定要担负刑事责任。随手扔一个烟蒂，本来仅是一个违反“七不”的行为，如果扔在仓库里引起大火，同样要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马晓瑛同学谈到突发事件的内因和外因，很有启发。在上面两个火灾例子中，内因是易燃物，外因是明火。在易燃物堆积的已知条件下，点火与火灾就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在湘潭事件里，致死的内因（姜某失稳的精神状态）已经存在；姜某本身在生与死的争夺中摇摇晃晃，如果不是“起哄”这个助恶的外因（而且是故意，并非只是过失），另一个为善的外因（警察的救援）本来可以把姜某拉回来。所以起哄和姜某的死有了明显的因果关系。

起哄事件中法律明显缺位。造成法律身份缺位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法不责众”。设想当时不是围观者起哄，而是只有姜某的一个喝醉的朋友家在楼下鼓噪要姜某跳下来，那么事后这个醉鬼肯定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11) 曹琼姜建明之死充分暴露了我国国民素质培养上的缺陷。这无疑是给我们当头一棒，让我们在深深的思考之外，要寻求更为妥善和实际可行的办法。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普及九年制教育之外，是不是更应该在法律上加强对策与道德上加强管教？我国虽然有这方面的法律，但处罚实在太鸡毛蒜皮，与新加坡吐口香糖要施以鞭刑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虽不能说新加坡的此项制度一定合理，但就其效果和打击力度来看，是不容怀疑的。

主持人：经你一提醒，我想到这起事件的当事人除轻生者和围观者外，还涉及警方。他们连续几小时的努力付诸东流，在心情沮丧之余肯定也在反思。应该说，亏得110应急机制，警察才能迅速到场，并迅速作出“警力不足”的判断，请来了消防队。消防队比警察更专业，不仅应对轻生者，还派出一部分人员“在下面维持现场秩序”。他们经验丰富，比如在救火的同时，必须派人防止围观者趁火打劫。但在湘潭事件里，有一点是疏忽了：尽管围观者规规矩站在原地，表面上没有蠢蠢欲动，其实舌头杀人同样厉害。作为经验教训，警方今后可采取的措施至少有两条，一是将围观者远远隔离在轻生者“听野”（相对于“视野”）外，二是严厉警告大放厥辞的围观者“再鼓噪‘跳!’‘跳下来!……’的话，当即拘留”，以震慑挑衅者。

二(8) 任亮：唉，想想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哪！当米兰·昆德拉思考“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时候，我在思考生命到底是轻还是重。他人的生命，在起哄者的眼里是轻飘的，在救援人员的眼里却是沉重的。即使是姜建明本人，他在生与死的边缘也徘徊了三个多小时，足以说明“轻生者”本人同样感受到生命的沉重。生命的确很重——不仅对于伟人和英雄，同样也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人对他人的生命感到几分沉重，他就有几分正义感。你看交通肇事者弃伤者不顾而溜之大吉，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二(11) 李昭元 对人的品行的要求退到底，道德总有一条底线。我不奢求这几百人对素不相识的轻生者给予救助，令我震惊的是看客们对轻生者不仅无动于衷，相反却抱着唯恐他不死的态度。难道对于他们而言，生命的消逝才是最令人愉悦的结局吗？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人性的冷漠、对于生命的漠视，可以说，在这些人的辞典里根本就没有“正义”二字。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定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主持人：罗尔斯先生这段话令我想起一个词组叫做“多数的暴政“。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就死于被他“说话太有道理”所激怒的雅典民众。

历史告诉我们，多数人的选择未必正确，他们容易被眼前利益所蒙蔽。据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希特勒的崛起，其基础不仅在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许多不流血征服的胜利，而且在于德国的经济恢复。1932年德国失业人数达六百万人，四年以后已减少到一百万人不到，国民生产从1932年到1937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则增加了一倍。正因为如此，1934年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8月19日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确认是否由总理希特勒接任总统，结果90%投了赞成票，听凭希特勒把他们带上战争和毁灭的道路。

和纪律严明、讲究团队精神的德国人相比，湘潭起哄事件表现出的我国国民素质中的一盘散沙、对社会的冷漠，加上缺乏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能力，使我们真切地感到，为了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任重而道远！

科恩（Carl Cohen）：民主社会的成长与持续倚靠某些不易捉摸的东西――团结精神、成员对社会的感情。团结精神愈弥漫、愈紧密，民主也就愈能持久，愈能经受最严重的内部冲突。如果对社会的感情不够强烈、深厚，必然愈易遇到不易对付的内部问题。

民主的第二前提是理性。社会作为第一前提所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理性所涉及的则是这种关系的性质。没有这两个前提，就不可能想像会有民主。社会是民主进程的基本结构，在这个结构内，必须假定所有成员至少具有参与共同事务所要求的基本能力，这些基本能力概括起来就是理性。

如果人们不能联合在一起制定法则并服从它，如果人类不能互相讲理，互相理解，那就有理由说民主只是空想，因为它所要求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民主要以性善为前提，这是一种普遍而且错误的见解。人性善或者性恶，难以确定。从理论上说，即使在自私的坏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民主也完全是可行的。的确，民主的部分价值就在于它能使既能为善又能为恶的人规规矩矩地生活在一起。（《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4。）

二(8)彭飞：看来一个民族要走向政治成熟，至少要求大多数人的心智发育正常。当围观者兴高采烈地喊着 “跳下来！跳下来！”时的那种兴奋，那种激跃，仿佛是在仰望着UFO的到来、日全食的出现和大卫的魔术。与其说他们心怀恶意，不如说心智没有发育完善的幼稚童真。

二(11) 华蓁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由他的国民素质所画成的。而人的素质往往在特定时刻最能正确地体现。有一个名词叫“小市民”，我一直不能理解其含义。什么样的身材才能算是“小市民”。现在我懂了。小是小在心灵上，小在灵魂上的。这件事体现了不少中国人的“小”，更体现了这个大国的一些“小”。

二(11) 张耀华：中国人爱看热闹，举世闻名。手头有一幅丹麦漫画家皮德1955年访华时画的漫画《看热闹》（见本期第23页――编者），就是这种习性的生动写照。碰到有人吵架，更会有不少围观者。而这些人既不是为了当和事佬来劝架，也不是因为认识当事者而驻足。他们为扭打而呐喊，为跳楼而热血沸腾，连自己的本性也忘了。一个有头脑的人该有这种疯狂的举动吗？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我不曾看到以前，我简直想象不到，人会这样野蛮，仅仅由于嗜血就杀死他人，这实在是残酷之极，一个人杀死他人，不是因为愤怒，不是因为恐惧，仅仅因为他乐意看着别人死……

陈独秀（1879-1942）：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1919）

二(1) 蒋蓓华 想来这些起哄者平日里都是好人吧，他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呢？现代生活中，人们普遍承受着来自生活、工作、学业等多方面的压力，在压力下人可能会走向神圣，但只要这种压力不得到适当的缓解，人性就会扭曲。即使是很多成功人士，他的心理也不一定健全。据报道，有很多三好学生在网上聊天是会表现得和现实生活中很不一样，他们大说脏话，话题也很不健康，这就是一种扭曲的表现。生活中的他们也许对自我要求过于苛刻，所以急需在虚拟世界中得到发泄。

那些在楼下起哄要姜建明跳下来的人，他们的扭曲已经超过了这个度。在起哄的一瞬间，他们繃紧的神精舒展了，长久以来生活中的压抑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是，这种缓解是建立于别人的痛苦甚至是生命之上，这是可耻的。我想，在姜建明跳下来的那一刻，在场的很多人一定很震惊。他们也许并不是真的想要他跳下来，只是觉得耍弄别人的过程很快乐。假如他们看到满地鲜血时还能毫不在意，那人性已经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然而我相信多数人还是带有悔意的，这样，人性在由扭曲走向毁灭的过程中还是可以拯救的。

主持人：当然，起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起哄者中肯定会有不少怀有强烈挫折感和不满的人。同样为了宣泄情绪，当然也可采取大声斥责那群嗜血的围观者的方式，然而相形之下，见义勇为的机会成本很高，一旦个人付出代价，社会不会给予足够的回偿，于是人们越来越漠视公利，它会使社会越来越冷，并产生更多的冷漠。

冷漠是人在情感上的极端利己，是责任感的缺失。湘潭事件表现出的人群的对生命的漠视，反映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社群没有凝聚力，社会不公平增强了离心力，失去团队精神的群体的别名就是乌合之众。在社会转型期，人从群体中一颗没有个人色彩的螺丝钉迅速向个人本位转化，越来越趋私利。对他人利益的漠视就很自然了。

二(8)徐笑吟：起哄事件从它的性质来说，很像清华学生刘海洋用浓硫酸喂狗熊和某女学生用微波炉活烤狗这两起事件，好像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无聊而残忍的“好奇心”，但那两起事件的受害者还只是动物而不是人，湘潭事件变本加厉。人性的泯灭必然导致兽性的萌生。

主持人：现在我对用“人性”和“兽性”作为判断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两种极端表述非常怀疑。人性是善还是恶，孔子并未明确表态，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后来性善性恶才成为儒家的大问题。比如孟子强调人性中的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举了一个例子：人见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马上有警惕挽救之心，并不是因为他与孩子的父母有交情，也不是因为他想得到亲友的夸奖或怕听孩子的挣扎惨叫声，而是出于恻隐之心。

现在我想，这个例子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就新闻报道所见，并非所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孩子下井而见死不救的报道还少吗？既然有些人缺乏同情心或“恻隐之心”，孟子接下去的议论就缺乏逻辑性了：“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对此，清代学者陈澧（1810-1882）在《东塾读书记》中解释道：“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也。”孟子所谓性善，只是说人人都有善端，那只是一个好苗子，有待于延伸出去，才达到仁义礼智。

孟轲之后约半个世纪出了一个伟大的孔门弟子荀卿，其观点常与孟子反对。荀子在《性恶篇》中开门见山地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倒不是说人善都是“伪善”，这里的“伪”字一拆二，就是“人为”的意思。他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现在我们知道，荀子与孟子虽相反对，不如说是互相发明。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就是说人与禽兽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只不过“庶民”把“仁义礼智”那四项善端丢掉了，而“君子”却保留着并不断扩充。荀子则说人性中没有什么善端，正如禽兽同，但通过后天的教养，“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还是可以超凡入圣的。

“灭绝人性”之说一定属于“性善论”的话语体系。你说刘海洋和那位女学生的行为是“兽性”吗？难道狗熊有给人吃浓硫酸的习惯？小狗有用微波炉转活人的嗜好？有许多被斥为“兽性”的行为其实都是人的专利，没有一种野兽做得出来。

相对于“人性”来说，“兽性”不如说是一种原始性，蒙昧而不卑鄙。

综观古今思想，人类在逐渐驱逐妄自尊大的观念。早期文明主张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时代破产了，贵族阶层的“血统论”，到近代消灭了；纳粹的“高等种族论”，随着第三帝国的垮台被粉碎了。下一轮是人对动物：人性的天然优越性主张，早晚也会铲除。

二(2) 傅莹瑶 我想到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参与起哄事件的是几百人的一个群体。诚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从众心理，但每个人应该也有是非判断能力。正确的可“从”，错误的当然不能“从”。试问，有一帮抢匪结伙拿着菜刀去抢银行，你也敢“从”？

主持人：这里有个“度”的问题。持刀抢劫未必敢，但较轻的罪错就可能任意妄为了，如驶过的车子上掉下物品，过路人纷纷哄抢就是一例。

二(4) 黄杨杰：我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和处于群体中的人，其所作所为可能天差地别。不是吗？

弗里德曼（J.L.Freedman）：群体的行为有时像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行动，与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这可能部分地由于无个性化――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失去了个性和责任感。群体的成员可辨认性越高，乌合之众行为越不可能。（《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主持人：弗里德曼先生的话给我们一个启发，它表明在湘潭起哄事件中我们忘了评价一下到场的媒体，现在想来它本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湘潭电视台记者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到场，却眼巴巴地看着事态发展。如果说警方的注意力都在轻生者身上无暇旁顾的话，电视台记者并非采访伊拉克战事的中立记者，他们只要让起哄者明白无误地认识到自己狂热鼓动轻生者跳楼的镜头很可能马上就会在电视荧屏上曝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起哄者的可辨认性，他们也会及早约束自己的可耻行为。

刚才弗里德曼先生的论述属于“群体动力学”。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有两门心理学同时诞生，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已耳熟能详了，另一门由法国学者勒庞、塔德二人创立的“群体心理学”就不那么知名了。后者专门研究“正常”个体聚集成群后发生的可怕的心理变态。这说明人类心理中存在着某些不受理性原则支配的强大因素。

或许可以为处于无组织状态下的人群建立一个物理模型,乌合之众正像一团受到压缩的气体分子，各自的行为仍然无序，平均动能却增加了。系统的演变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行为模式，就像一个打足气的气球可能慢慢瘪掉，也可能爆破一样。

所以毛泽东当年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人民去把它打倒……”问题是如果平日里人们习惯于被组织，遇到突发事件时他们就产生不了组织的动机，也没有组织能力，“有关组织”又鞭长莫及，那么随机聚集起来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他们为善的可能性极小（否则“乌合之众”就不会是一个贬义词了），为害的可能性却很大。

习惯于被组织意味着习惯于不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他能做的最有组织性的事也只是请增上级，然后袖手作壁上观。周总理在世时曾狠狠批评航空管制部门让一架急于迫降请示放油的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盘旋了45分钟之久，官员一直在等待请示的结果，谁也不肯对放油的后果负责，遑论机场塔台上的管制员。

梁启超（1873-1929）：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一群人为什么能结合起来？靠的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规条，大众都在这规条的范围内分工协力。这种规则，无论叫做法律叫做章程叫做公约，无论成文或不成文，要之，初时是不肯轻易公认，一经公认之后，便不许违反又不许利用。我国人这种观念始终没有养成。近年来听见世界有个“法治”的名词，也想捡来充个门面，至于法治精神，却分毫未曾领会。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从前国家和民族，都是由命令服从两种关系结构而成。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出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

二(4) 黄杨杰：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一个人的行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传统社会也有公认规则，它来自习俗。好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鲁镇上的所有人都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在这样一个环境，没有人会同情祥林嫂，她的被逼而死也是必然的结果。

主持人：陈独秀先生认为要改造社会，实现国民政治，需要人民觉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陈独秀：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唯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政治的觉悟》，1916）

二(1) 孙正妍： “死生，昼夜事也。”生命何其脆弱、生命何其短暂、生命何其珍贵，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彼此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需要的是情感的交流，真情的流露。

人类繁衍至今，还是靠着这份感情，靠着对于他人、对于整个社会的责任不断向前发展。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为了提醒后人不要自私地、片面地只关心自己的小家。社会才是自己真正的家。

古代人民知道要用情感维系社会，维系世界。然而，在当今这个商品化经济日趋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的是金钱、是利益、是“价值”。人们已习惯于把彼此间的情谊用金钱来衡量，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价值”，“礼轻情义重”只有在教科书找得到，理所当然，所有的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看别人出丑甚至落井下石的人也不少。

二(1) 徐晓琤：帮助他人，关爱他人，给予他人同情，并不意味着自己将有所损失。虽然自己在同情、帮助他人时在金钱和时间上或多或少会有所损失，但倘若仔细地想一想，自己的精神是不是有所充实呢？只要有良知的人就必然懂得这一点。物质财富的失去能换回精神的满足，精神的财富才是我们人类向往和追求的。因此，同情他人、关爱他人能够使人充实自我。

记得一首歌曲中这样唱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哲学家罗素也说过，“美好的人生活是为爱所激励，并为知识所引导。要创造美好的人生，我们必须拥有智慧、自制和同情心。这是一个数量的问题，即一个逐渐改良、早期训练和教育实验的问题。”其实献出爱不是纯粹的付出，它使我们每个公民受益。

主持人：看来说着说着，已经把我们引进经济学的领域了。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经济学家对湘潭起哄事件本身发表什么看法，但我们可以尝试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和分析这起事件。

打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你都会看到这样的内容：

欲望(want)就是人想望的东西。即使我们没有能力满足一个欲望，欲望仍会产生。因此欲望不同于需求（demand）。只有当我们对一种物品产生欲望并有条件满足这种欲望时才对这种物品产生需求。

毫无疑问，围观者百无聊赖，精神空虚。他们恐怕没有能力满足享乐的欲望，但有的是时间，他们有条件满足的欲望就是免费的刺激，“不出钞票看白戏”，享受“3个小时的快乐哄笑”就中他们的有效需求。何况高空跳活人，掷地有声，血浆飞迸，花钱也看不到。

经济学家从人的欲望出发解释世界，但如何把人们引导到健康的需求，经济学却鞭长莫及。刚才徐晓琤同学援引了罗素先生，我们还是接着听听这位大哲学家的高见。

罗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欲望或冲动推动的。除了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欲望以及贪婪、竞争、虚荣和权力欲外，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动机。这些动机中首要的便是喜爱刺激。战争爆发时，刺激能使得平民鼓掌欢呼叫好；这种情感恰恰就是足球比赛场上的情感，但是后果有时是非常严重的。

无论如何，治疗人们的好斗性是行不通的。人类如果要生存，一件也许不大称心的事便是必须找到其他办法，以便确保安全地释放闲着时容易产生刺激的精力。这件事情社会改革家和道德家们很少考虑。社会改革家认为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值得考虑。但是道德家们对所有导致喜爱刺激的发泄所具有的严重性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们头脑中的严重性是犯罪的严重性。

刺激的严重问题便是它的许多形式具有破坏性。人们需要刺激，除非人们掌握了安全发泄的途径。否则他们便会寻求有危害性的发泄途径。总之，文明生活变得非常平淡，如果这种生活想保持稳定的话，那它就必须得为我们的冲动提供安全的发泄途径。更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尽力为爱好刺激的人提供建设性的发泄方法。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突然的发现或发明更使人感到兴奋的了。（《自由之路·政治与自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主持人：比起经济学家，在对人类需求的研究上，心理学家也要胜过一筹。例如按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的理论，人的需求有五大层次。这些闲得无聊的围观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最低的层次――对生存的需要，去追求情感的需要了。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他们为了自己片刻之娱，竟不惜剥夺他人最起码的生命权，不用说，这与古罗马奴隶主在斗兽场以欣赏狮子把奴隶撕成碎片为乐没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不由处想到歌德的话：“伟大的需要使人崇高，卑微的需要使人沉沦”。。

你能设想一个健康的社会会存在如此多的闲散人员吗？伏尔泰早就说过：“工作使你免除三大害：无聊、恶行和贫穷”。闲散更不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周昌忠（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是“做事”，就是从至善的价值出发，全身心地投入，企求做出成绩。（《生活圈伦理学》自序）。

二(11) 陈智海：这就对了，回过头来省视那一帮哄笑的围观人员，一副无赖市井的嘴脸，还真像极了鲁迅小说《药》里的那群“鸭子”，原来他们根本没有学会生存呢。

主持人：一种好的制度，应当使尽量少的人选择游手好闲。

1902年，梁启超撰文分析“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指出天然的原因有二：“大一统而竞争绝”，“环蛮族而交通难”；人事的原因有三：“言文分而人智局”，“专制久而民心漓”，“学识隘而思想窒”。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的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湘潭事件来说，警察和消防员的正面形象就与旧上海那种鱼肉乡里的“369”和勒索到金条后才救火的“救火鬼”形成鲜明的对比。梁启超列举的那五条原因有些已不存在，特别是第二条，无论在交通还是通讯的意义上，今天的世界比百年前一个省还要小。1902年如果梁先生想骑马绕江苏省界跑一圈，所花时间远远超出2003年你我乘飞机绕赤道兜一圈；1907年如果有手机的话，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紧急军情瞬间就可以奏送朝廷。至于梁先生列出的第一条，现在也在向好的方面迈进，至少计划经济之类的统制已经崩溃，竞争机制开始引进。第三条，白话文已经驱逐了文言文，虽然人智依然局限。

但就无组织的围观起哄者而言，正如陈智海同学所说，他们今天的恶劣表现比鲁迅小说《药》中的“看客”有过之而无不及。小说中围观杀头的一堆市民不过“颈项都伸长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虽不同情革命者，却也没有起哄助威叫好的意思。所以当前这类层出不穷的事件仍提示我们中国的群治不进，对梁启超指出的几条原因仍有反思的必要。比如梁氏所说的“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指出不顾公益者公民意识（也就是主人翁意识）的缺乏，面对社会责任，自己成了不关痛痒的旁观者。又比如梁氏所说“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这至少使我们想起思想禁锢的后果是多么可怕。

比如刚才我们谈到过去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格言的禁锢，不但是这一句，古书中的许多经典语言，足足有几十年被割断了薪火相传的机制。就以《孟子》中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例，这半个多世纪来，它是被否弃的。我知道这句话是在我快小学毕业的时候，看到的是对这句话的大加挞伐----为了不要用它来包庇反革命。从此，报章上再也不正面赞扬“恻隐之心”。而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对人的态度中一旦抹去了这四个字，“残忍之心”的张扬就无所顾忌了。

再如刚才孙正妍同学引用的另一句《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岁月里也是被摈弃的。不要说“人之老”和“人之幼”也许是“阶级敌人”了，连“吾之老”、“吾之幼”――自己的“右派”父母，“右派”子女也要当敌人来对待。人们似乎忘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那段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旦指认被打成右派的50万知识分子和文革中无数“牛鬼蛇神”为阶级敌人，就要贯彻“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方针，这种革命警句指向哪里，哪里便是一幕人间惨剧。

历史表明让革命期间的所向披靡的行为规范来代替绵延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害惨烈。好比药中的四环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作为“价廉物美”的抗生素，到处滥用，没有意识到它强烈的副作用。长期使用的结果，许多儿童从此终身满口黑牙。

二(8)龚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支撑着几千年的社会发展。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我想城市的生存发展同样需要一个支点，这就是精神文明。我以为在当前，把优秀的文化传统浓缩一下，就是要普遍树立诚信和人道主义原则。

主持人：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那些丑恶的围观者，轻生者倒是个“诚信者”，他说过想死，经劝说而几经动摇，在威逼之下向这批不诚信者履行自己的诺言，这是真正的悲剧。

龚韬同学说“要普遍树立诚信和人道主义原则”，很正确，社会缺了诚信，我们的生活永远不能安全。不幸的是，要把被摧毁的诚信原则再度树立起来，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现在看来，一百多年前美国教育家Horace Mann说的那句话的确非常深刻：“教育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安全，在这只船以外只有洪水。”这句话与Mann的阶级属性无关。在起哄事件里表现出那么多围观者的精神空虚，这种空虚会胡乱用些精神垃圾来填满它。由此我们还发现了教育的一大盲区。真正的教育应当为全体公民提供那个精神“支点”。让我们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