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诗歌诞生的源头。它有如巴颜喀拉山涓涓细流，孕育了中国诗史的黄河；而产生于南国的楚辞，则正像唐古拉山的细流涓涓，孕育了中国诗史的长江。一南一北，共同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摇篮。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它原名为《诗》，或称《诗三百》。汉代尊之为经，现在不过是沿袭旧称，作为书名而已。它的编辑成册，大约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

《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自西周初年起到东周春秋中叶，也即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为五百年的歌唱。《诗经》是一部抒情诗，描写现实，多写人的生活，并富有人情味，是比较清醒的。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名篇，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几千年来哺育着后来多少著名的诗人，这该多么值得我们珍视。我们祖国以有这部《诗经》屹立在世界诗歌领域里，放出它的异彩而自豪。

   《诗经》中包括着风，雅，颂三个部分。风诗中有十五国国风，雅诗中有小雅，大雅，颂诗中有周颂，鲁颂，商颂。风诗一百六十篇，雅诗一百零五篇（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颂诗四十篇（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一共三百零五篇。这种分法，大约和当时的音乐区分有关。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楚辞》的出现，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确实又跨进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它的光彩像晴空的丽日一样，照耀着从周末到汉初的诗坛。风靡一时，衣被百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有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而王国维的评价则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文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见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和楚辞同为中华古典的桂冠，但由于其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后人对其评价也不同。《中国古代诗歌流变》一书中说道：“《诗经》是中国诗歌之父，他充满原始的魅力，刚劲粗犷，拙朴自然；而楚辞则是中国诗歌之母，充满了浪漫的气象，楚楚动人。一部中国诗史，是从诗、骚开始的，而且一直保留着父母两方面的基因，矛盾着，却又互相依存着,对立着，却又互相汲取着，此消彼长，潮涨汐退，构成了中国诗史的演变。”

    书中对诗经及楚辞的高度评价，自然无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下意识地对两者有了“阴”“阳”的定性，诗经是粗犷豪放，而楚辞则浪漫婉约。从地域划分上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成立，《诗经》的十五国风，所收集的基本上是北方民歌。它的地域分布，以渭河河流为起点，黄河流域为中心；而楚国在西周时期则是以江、汉为领地，也可以说是长江流域。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南北民风的差异便是形成北方粗犷，南方婉约的直接原因。 

但在阅读《诗经》和《楚辞》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请看以下摘录的内容：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诗经·风·陈风·月出》

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

                     《九章·涉江》

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

                           《九辩》 

就文中月所代表的意象而言，与先前的判断显然是有出入的。《诗经》似乎更为阴柔唯美，而《楚辞》则显得波澜壮阔。那么这样的差异究竟缘何而起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月”在《诗经》中的意象：

在《诗经》中，“月”的意象也焕发着其独特的魅力，衬托着不同的诗的意境。例如如下几个方面：

月出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       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懰兮，

舒懮受兮，       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       劳心惨兮。

 

这是一首描写月下怀念美人的爱情诗，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称《月出》为《陈风》中的杰作，的确当之无愧。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每章的第一局写出月出之美。“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皎”，“皓”，“照”三字，写出了月亮的皎洁，明亮及光照大地的特点。先秦儒家的美学观点有所谓“比德”说：《说苑 杂言篇》记载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问孔子，君子为何见大水必观。孔子回答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于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孔子看来，大水所以是美的，就在于有与“君子比德”的作用，观水能使人联想到君子的“德”，“仁”，“义”，“智”，“勇”，“察”等美好的品质。那么月亮为什么是美的，用“比德”说的美学观点看，它可与人“比德”，特别适宜与美丽的女子“比德”，看到月亮使人想到美女的脸庞，月亮的皎洁，正象喻着姑娘的纯洁，见月而思及美丽的姑娘，大概与“比德”的审美经验有关。所以首章首句。正是先写月色之美，以比称少女之美。

诗人用圆润晶莹的月亮和溶溶夜色，创造出一种朦胧美丽的境界。月光和美人交相映衬，使女子的容色之美与体态之美，融入朦胧月色之中，使“佼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具有一种朦胧状况的美。具有一种朦胧状态的美。也使美女与月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写月之皎洁，旨在“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郑笺》），用明月比喻心爱姑娘的肤色，在我国文学史上《月出》可算是最早的一篇了，这是一个天才的创造。以后文学作品中用明月写美女的，（最直接的例证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都多少受到它的影响。

明月与美女相映衬所构成的意象与境界，还可以激发人们丰富的联想。我们可以想到，这位姑娘所以值得爱慕与追求，不仅有如花似月的美貌，还在于有明月般纯洁的心灵。姑娘虽然像明月一样美丽，但却像天上的明月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诗中描写的月下美人，仙姿摇曳，若隐若现，它与朦胧的月色在一起，构成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境界，有人指出诗中所描写的美女并未实遇。总之，《月出》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可以说是具有不朽价值的名作。

与“月”相对的“日”的意象，理应是光芒夺目的，何况是在《诗经》这么一部代表着北方文化特色的诗歌集中。可是在下面这首《东方之日》中，却不尽如此。

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

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这首诗中“东方之日”，“东方之月”不仅有时间意义，更有烘托女子形象的净化诗境的多重作用。诗人把女主人公放在皎洁的月光下，读者自然想象到她“眉目艳新月”（李白《越女词》）的姣好姿容，更感到她纯洁坦荡的心灵。《陈风·月出》有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即以明月的清辉来衬托姑娘的容貌之美和心灵之美，而《东方之日》比之更含蓄，更婉约，更能激起读者的美感。此后，文学作品中就常以日月来形容，烘托美人了。请看，宋玉《神女赋》曰：“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曹植《美女篇》云：“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颜延年《秋胡诗》：“峻节贯秋霜，明艳侔朝日”等等，等等。《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源头，其对诗歌园地的浇灌，滋润，真是源远流长，绵绵不尽。就本诗看，由于把男女恋情放在朝日，夕月这两个特定场景下，诗的境界既壮阔，明丽，光华灿烂而又空灵，柔和，澄鲜清澈。

可见，在《诗经》中，日、月也有其柔美、婉约的一面。 

那么，代表着南方文化的《楚辞》中的日月意象又如何呢？

在我们的研究中，“月”在《楚辞》中的意象，极少有婉约精致的，而多为与“日”一般光芒万丈，或是使人暗叹时间流逝，比诗经中的儿女情长的月更为大气。

例如：《离骚》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就用“日月”来指代时光。

东君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晈晈兮既明。驾龙輈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

    縆瑟兮交鼓，箫锺兮瑶簴，鸣龡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本篇是《九歌》中祭祀东君——太阳神的乐歌。“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切自然现象中，人民时刻感受到且一天不能离开的就是普照大地的阳光，因此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热情礼赞给人间送来光明和温暖的太阳而且人们对日神的崇拜和歌颂是最为热烈而具体的。经过诗人屈原的加工，民间的赞歌更成为瑰丽的诗章。诗中的太阳神形象是太阳本身的拟人化表现，他象征着光明，也象征着胜利；从吐出光明到渐渐升起，从丽影当空到金乌西坠始终勤劳不息地进行着，给人以光明、伟大，具有永久意义的美感。民间的歌者和诗人屈原对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进行了宏伟的想象和巧妙的构思，来突出太阳神昼夜奔驰，为人间除害造福的特征。在这样的刻划和讴歌中，深刻地寄托了作者们对光明的憧憬和战胜邪恶的坚强信心。诗中的祭祀场面也写得繁华热烈，有声有色，为这首颂歌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至此，我们对《诗经》、《楚辞》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南北文化的差异是否就是地域造就的“北方粗犷、南方阴柔”这种说法十分的怀疑。那么，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来看《诗经》为什么被定性为“粗犷”的原因：

   《诗经》被誉为“原始的自然艺术”，有其原始的自然的风韵，它虽然经过加工写定，但大体仍保留原来的面目，与楚辞中对文字的精心锤炼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像一块朴实无华的璞玉同精雕细琢的美玉，就印象上来说，当然是前者较为阳刚，而后者较为阴柔。但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大部分就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闾巷歌谣，纵使以粗犷、直接甚至热烈的方式表达，归根到底仍不失它作为“情歌”的柔情。所以仅以“粗犷”来概括《诗经》的特色是不够的。 

而论及楚辞，则应先从其历史背景谈起。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混合成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情况是曲折而复杂的。特别是秦、汉一统天下局面出现前，各个地区的特殊性表现得尤为显著。楚国僻处南方，当西周政权建立之初，熊绎虽曾一度接受周成王的封爵，但周朝的统治力量从未到达过南方。楚国人民一直走着自己的一条历史发展道路，它从未把自己和中原诸夏混同起来；而中原国家也把楚国看成“蛮夷”，甚至战国时代的孟轲，还说楚国是“南蛮鴂（鶗鴂［音同“提绝”，古称杜鹃］）舌之人”，甚至把楚国划在“中国”范围之外。可见楚人所受的排挤之深。正是由于这样的歧视和压迫，使得楚人的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所谓“荆蛮”之地的楚国人民的民族观念特别浓厚。也正是由于它出于这样一个被侮辱被压抑的地位，因而造就了楚国人民一种力争上游、艰苦卓绝的反抗精神。事实告诉我们，楚国就是以这种精神作为它的社会发展动力的。从而也就有了“亡秦必楚”一说。

怎样的民族就能孕育出怎样的文人，屈原汪洋恣意的文风，正是楚人精神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在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对“日”的崇拜在《九歌·东君》中表现的那样炽烈，这正是楚国特殊民族性最显著的体现。而屈原的作品又有其独特之处，它们是被安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之中，通过复杂的、剧烈的矛盾和冲突而呈现出来的。个人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实现这种理想和远离故国的矛盾，使他陷入重重纠缠之中，无法解脱；这一切都使得他的作品表现得那样悱恻缠绵，而又是那样的坚毅执著。

因此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以楚人坚毅、独立精神为积淀的楚辞，不仅有浪漫唯美的一面，更有跌宕起伏、慷慨激越的一面。

 

在进行了对《诗经》和《楚辞》中月、日的意象的分析比较后，我们看到：构成南北文化差异的因素中，“地域”只是表面的、间接的，直接原因则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性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首次辉煌。

 

 

课题研究小组成员

组长：张鹰

组员：李喆祯、王佳涵、朱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