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AXUEKE KECHENG YA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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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 |
历史教材存废不应轻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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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材存废不应轻率 ·新论· 如果仅仅因为某家媒体作了报道,或者某篇时评说了什么,或者某位学者说了什么,就仓促决定采用某一教材,或者废止某一教材,恐怕过于轻率 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今年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由于时间仓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到本报发稿为止,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编写当中。 根据编者的说法,上述被废止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完全是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课程方案和《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的,宾并且早已经通过了上海“课改办”的审查,在试用3年后,去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 不过,去年9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对于这本历史教材的报道,引起了国内舆论、公众对它的关注。有7位北京的历史学家也对上海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他们的结论是:“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这些历史学家们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之所以引起外国媒体的报道,是因为,外国记者想当然地把一本教科书的叙述方式的变化、极少数内容的调整,视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大调整。而记者之所以形成这种印象,又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教材确实是高度统一的,缺乏足够的多样性。 不过,这种情形已经并且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用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组长、教育部中学《历史》课程改革主持人朱汉国教授的话说,历史教科书已进入新阶段。自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后,迄今为止,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高中教材有4种,即人民出版社版、人教版、岳麓版和大象版4种高中历史教科书。各个版本的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选择权下到了地方。 这样的变化是良性的。当然,中学历史教材的自由竞争还是有一个框框的: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依据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在此框架内,可以充分表现自己的特点。应当说,这样的教材编写模式,有助于通过竞争过程发现教师、学生、公众都比较满意的历史教材。这样的竞争必然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 历史教材究竟应当怎样写,才能够向学生们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对此,人们见仁见智。教师、学生、一般公众、文化专家,更不要说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当然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甚至可以呼吁停止使用某本教材。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某家媒体作了报道,或者某篇时评说了什么,或者某位学者说了什么,就仓促决定采用某一教材,或者废止某一教材,恐怕过于轻率。这样的做法既对编写者不尊重,也是对学生的不尊重。试想,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编写出来的教材,是否可靠?假如已经试用了三年的教材被认为存在重大问题,那么,用两个月时间编写出来的教材,会不会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这一事件提示人们面对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决定使用或者废止一种历史教材的合理程序,究竟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方式最有利于形成主流历史认识而又能够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思考空间? 中国人自古以来即重视历史记录,教育的内容中历史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使人们鉴古而知今,通过历史了解治理的智慧,修养道德情操。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后,各国也相当重视历史,因为,历史叙述对于形成、维系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各国,历史教材可能都是多种多样的,但这并不妨碍其中的历史认识基本相同,社会也依然维系着主流的历史认识。因为只要不篡改历史,历史学界尽管对一些观点争论不休,但对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会形成共识,会形成诸多“常识”,而编写进历史教材的,其实也正是这些常识。确实会有一些教材较多地偏离常识,但学校、家长通常不会选用这样的教材,这类教材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影响。 而不论是公众还是学者,恐怕都需要做好面对这样的多元化历史教材的心理准备,在坚持历史真相的前提下,需要对那些不合乎自己之定见的教材,多一些宽容之心。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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