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性学习

 我所知道的研究性学习

    这几年我在参与“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常听到老师们饶有兴趣地问，“研究性学习”究竟是怎么提出来的？下面我想试着从个人亲历的角度，说说自己所知道的关于“研究性学习”由来的一些事情。 

  一、“高中生仿真科学研究”

  1996年初，华东师大一附中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我，说学校一位老师想向市里申报一个课题，是关于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活动的，希望我能参加课题方案的论证会，并给予一些指导、帮助。这位老师就是刘定一先生，文革以前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没有被大学录取，就直接在中学当了教师。刘老师是一位数学老师，极富钻研精神，知识面很开阔，十多年前就有译着出版。

 很快，我看到了刘老师的研究方案，课题名称好象叫做“高中生仿真科学研究”。整份材料文笔流畅，写得像一篇有点抒情色彩的散文，完全不像通常的课题研究设计方案，但是内容富有新意。材料中分析了重点高中学生开展“仿真科学研究”的意义，提出了好多具体的想法，涉及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数学学科。

看了这份材料，我想起了十年前一位重点中学老师的实践。1985年前后，上海市控江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李果老师，曾经在语文课上进行过一项尝试：指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通过自主查阅资料进行学习研究、撰写论文。李老师认为，重点高中的学生完全有能力进行一些研究活动，不必等到大学里再做；语文课可以发挥工具学科的作用，为学生研究活动中的查阅资料、写作论文等提供指导，研究的内容则不必局限在语文学科内。经过一学期实践后，他把装订成册的学生论文给我看过。令我感兴趣的是，里面不仅有文学、语言方面的文章，还有历史的，甚至数学方面的论文。他说，自己不懂数学，但请学校的数学老师和复旦大学数学系的老师看过。可惜我没有见到李老师将他的实践情况总结、发表。

  几天后，华东师大一附中举行了小小的课题论证会，我和来自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的两位数学系教授参加了论证。会上曾经有过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刘老师是个数学教师，那就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本学科的教材教法上。最后，根据学校方面建议，由我充当了论证组长，并起草了论证意见。论证意见充分肯定了课题的重要价值，讨论中也就方案的表达形式等提了一些口头建议。

  几个月以后，这个课题在上海市教育科研规划课题评审中被批准为市级一般课题。

  两年以后，刘定一老师的课题完成了。这时，课题成果的名称已经改为“高中生跨学科研究活动辅导”，好象比原先的题目更贴切了。1998年6月，学校领导邀请我参加成果的鉴定会，鉴定组还有两位特级教师，其中一位是上海市教研室教研员。我仍然充当了组长，并负责起草评价意见。

  研究报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一致认为，本课题提出了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内富有创新意义的问题。研究者重视学生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全员参与性，重视活动过程，注意文理贯通，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科学精神、创造能力、思维方法和合作意识的培养，使学生在探索性研究中获得高层次的成功体验，与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评价意见中写到：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思考如何进行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目标相适应的高中阶段课程建设、如何培养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素质学生，都富有启示意义。当然，也会对建设一支与此相适应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产生紧迫感。

  第二天上午，我给市教委张民生副主任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这项研究成果，并在信中简单汇报了我对成果价值的认识。张主任一直在思考并直接领导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项成果也许能为他提供一个有重要价值的案例。

  当年的上海市第六届教育科研成果奖评选中，刘定一老师的成果获得了一等奖，报告的全文在《上海教育科研》1998年第9期发表。同年的市级教育科研课题立项名单中，出现了由其它学校申报的同类课题。 

  二、“研究性学习提纲”

  1998年春天，中科院向国务院提交一份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6月1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两院”院士时，发表了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谈话。此事在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久教育部领导就提出，实施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这一指导思想的形成，可能就是“研究性学习”被提出并积极推行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1998年7月，普教所收到了市教委基础教育办公室传真过来的一页材料，那是教育部基教司一位领导交给张民生主任和市教委基教办，建议上海进行研究的。材料上面是关于“研究性学习”内容的简要提纲：从怎样提出课题，到调查方法、实验方法、数据处理，最后是研究报告的写作。现在看来，这份提纲的内容只是对教育科研方法的简单介绍，并没有成为后来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内容和实施模式的依据，但这却是第一次有人正面提出了“研究性学习”这个说法。传真件上，基教办尹后庆主任写了建议普教所进行研究的字样。没隔几天，我们教科院的副院长顾泠沅教授根据张民生主任的意见，也与我们谈了这件事。

  我的心中有了刘定一老师和李果老师的案例，因而对传真件提纲的内容并不十分认同，但对于“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却极感兴趣。当下就与张肇丰等同事商量，马上成立了课题组。

  8月下旬，顾泠沅副院长主持了一个关于研究性学习的小型讨论会。与会者除了普教所课题组的三、四位研究人员、市教研室一位副主任以外，还有几位来自区县和学校的同志。会上普教所课题组印发了一份关于“研究性学习”初步构想的材料。材料的内容很简单，对有关问题的阐述也极粗糙，但算是有了一个研究的开头，为我们后来起草“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提供了雏型。

会议之前曾经设想，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的联合课题组，但后来并没有开展活动。这时，市教研室在着手本市二期课程改革的规划、设计，组织研究型课程的试验；普教所则对研究性学习的有关理论问题和应用性问题，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研究性学习的心理学基础、研究性学习的课程与教学问题、研究性学习的评价等展开了研究。

  1999年元旦，《上海教育报》在展望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的专版上，发表了张肇丰副研究员的《研究性学习倍受关注》短文；1999年5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他的题为《研究性学习、另一种学习的革命》的论文。后者是普教所课题组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研究性学习”的文章，好象也是我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正面阐述“研究性学习”的文章。

  根据我们所查阅的资料，此前国内关于探究学习、发现学习等内容的译介和试验是不少的，也早就有“发现引导法”、“研究式教学法”等探索和实践。虽然这些实践基本是在教法和学法层面展开的，还没有进入课程的建设与开发领域，但对于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却是可以有一定启发的。此外，上海市一期课改中许多学校开设活动课的经验，特别是上海市实验学校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的综合模块课程研究和实践，上海市崇明县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进行的农村中学农科技教育“三园（校园、家园、田园）实习模式”的研究和实践，近几年少数学校在部分高中学生中开展小课题研究的经验等等，都为后来“研究性学习课程”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这一年的4月，在普教所主办的本市普教科研骨干培训班上，我用半天时间，向参加培训的三百多位老师介绍了课题组关于“研究性学习”的初步研究结果，会后下发了详细的讲课提纲。这也许能算是关于“研究性学习”的初次有一定规模的宣传、培训活动吧。

  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上半年，在普教所举办的几次“上海市级重点中学科研室主任研讨活动”中，我们了解到，少数重点中学近年里也已经在活动课开展过“小课题研究”、“高中生自研活动”等，在“研究性学习”课程建设和开发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活动。他们的经验丰富了我们对“研究性学习”的认识。 

   三、“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研制”

  1999年6月，上海市教委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高中研究型课程交流、研讨会”。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在张民生主任领导下，由当时的基教办尹后庆主任具体主持，市教研室和普教所参加的。这次会议对于推进上海中小学开展“研究性学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受到了早在一年前就建议上海市开展此项研究和实践的教育部基教司领导的重视。朱慕菊剧司长带领基教司的几位干部和作为全国高中课程改革试验省市的江西、山西和天津教研室主任参加了会议。会后，朱司长与上海市教委领导初步商定，将全国普通高中新一轮课程改革方案中的“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研制工作委托上海承担。

  1999年8、9月，根据市教委领导的要求，普教所草拟了《关于高中设置研究型课程的构想》、《高中研究性学习指导纲要的框架结构（设想）》等材料，为承担教育部的任务作了前期准备。

  1999年10月下旬，教育部基教司在江苏无锡锡山市召开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研讨会。根据基教司的要求，上海的代表用半天时间在大会上向全体与会者汇报、介绍了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情况。晚上，朱慕菊副司长召集上海的部分会议代表进行座谈，明确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的研制”项目委托上海市教委承担，并就“研究性学习”本身谈了她的许多指导性意见。

  锡山会议后，张民生主任很快召集“研究性学习和研究型课程”课题组开了会。课题组由市教委基教办、普教所、教研室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人员组成，承担教育部委托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和本市“研究型课程”的研究任务。张民生主任作为课题组长就课题研究提出了基本思路，作了全面部署，并对四个部门的研究工作重点作了分工，普教所侧重于面向全国的“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的研究、起草及案例研究。

  以后的研究工作始终在教育部基教司领导的指导下展开。2000年上半年，上海课题组成员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多次汇报、交流研究情况。

  2000年6月底，基教司在上海召开“研究性学习”专题研讨会，就上海课题组完成的《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初稿和“研究性学习”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组织专家进行研讨。来自教育部和北京、天津、湖南、江苏、湖北、广西、上海等地的十余位专家、教授参加了三天的研讨会。会上，与会者对上海研制的《指南》初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补充意见。

  2000年10月，经过数十次修改的《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修改稿）通过E-mail交给了教育部基教司。12月，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综合实践活动”项目组研讨以后，课题组根据基教司对《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修改稿）的意见，对《指南》作了再一次修改。2001年4月教育部发文时，“高中指南（试行）”又经过了基教司领导和专家的精心修改。

  2000年的下半年，《初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和《小学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的研制工作开始启动，2001年上半年，两份修改稿呈交教育部课程中心。这一时期，课题组编的《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初中研究性学习案例》先后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原载《上海教育科研》2002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