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学校都是这么做的

文/余世存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人、老年人闹下了乱子，确要未成年的学子拋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的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它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回来，他因政府拖欠学校的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没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北大开教授会是，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的表现在了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一起讨论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确说出了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伯苓校长的讲话即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托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张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帐时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做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拋诸脑后。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墙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戴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唯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原载《大河文摘报》2007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