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为什么会引入注目

徐康宁

 

    小洪兄写了很多关于韩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文章，读起来很有意思，为韩国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最近又读了他的《“韩流”盛行于中国及其原因》一文(《经济学家茶座》第27辑)，若有所思；加上平时也比较关注韩国，最近又去了韩国一次，产生了不写几句不快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篇小文，以求教于小洪兄和读者朋友。 

小国大志的国家 

    韩国是小国还是大国?这个看似极其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从国土面积看，韩国是小国，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比中国的江苏还要小，和浙江相当。韩国的人口也不算多，据最新的统计，为4800多万，在亚洲只能算小国，因为亚洲人口过亿的国家有好几个。若放在欧洲，韩国算得上中等规模。若是看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在世界经济的影响，似乎韩国又不能算是小国。

    韩国的经济总量(GDP规模)在世界上排第11位，货物贸易出口在世界上也是排第11位。要知道，国家要比韩国大得多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也才第13位和第15位。一般情况下，大国至少是影响大的国家，才有机会举办奥运会，韩国虽然不大，却是亚洲第二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比中国整整早了20年，也是世界上第二个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

    还可以从下例中看出韩国不是小国。东盟有一个对话机制，主要是和亚洲大国的对话机制，其中有一个“10+3”对话，分别是和中国、日本、韩国对话，每年一次。看来韩国至少在亚洲是被看做大国的。

    从地理学的角度讲，韩国是小国，但这个小国的志向却很大。韩国立志要做东北亚的经济中心，而且要在202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东北亚是什么范围?地理学上似乎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人们的共同看法是：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在这一范围内，俄罗斯的远东在这一范围内，整个蒙古和日本应该也在这一范围内。在韩国官员和一部分学者的心目中，这个范围似乎还要大一些，至少整个中国在其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在21世纪初建成了仁川国际机场，并努力使之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枢纽机场。看到仁川国际机场的规划，只能用“雄伟”、“远大”这两个词加以概括。目前，仁川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为2600多万人次，比不上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更比不上香港新机场。但仁川机场的远期目标就是要把北京、浦东、香港还有东京的机

场比下去，将来的旅客吞吐量要达到1亿人次!要知道，目前世界第一的美国亚特兰大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也只有8000万人次，而且基本上不再增长了。韩国国内只有4800万人，每年要接待1亿的旅客，只有更多地发展国际转机业务。所以，中国旅客抵达仁川机场感到很亲切，因为机场内所有的标牌都有中文(当然也有日文)，除了中韩关系日益亲密的缘故外，发展中国旅客转机去北美的航运业务也是仁川机场的重要目标，事实上，这样的航班已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旅客在机场内随处可看到这样的宣传语：2007年仁川国际机场被国际机构选为世界最佳机场。

    中国在2006年举办了一次世界瞩目的“中非论坛”，韩国紧接着举办了一次“韩国与非洲论坛”，通过了“首尔宣言”。虽然参会的非洲国家比到北京参会的国家少了很多，但也足以表明韩国的意思：非洲重视中国可以，但也不能小看了韩国。

    韩国大田附近有一科学工业园，有点像北京的中关村，中文的名字叫大德谷，是盯产业和生物工程企业聚集地，当初是在美国硅谷的启发下建起来的。我到韩国两次，两次都去过那里。说实话，印象中韩国的“硅谷”在技术上比不上美国的硅谷，在产业规模上比不上我国台湾的新竹，但就在最近这次参观访问时领到的介绍册上，一句话醒目地用英文、中文写着：“要在2015年把大德谷建成世界第一的科学园区。”

    在韩国期间，同行的周勤教授告诉我，他看到的一份韩国宣传资料上有这么一句话：“韩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建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发达国家。”我不敢相信，因行程匆匆，未来得及找出资料出处核对，但我相信这在韩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小国大志的原因 

    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志向?这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的角度加以仔细研究。本篇小文无力完成属于一篇学术宏论的任务，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还是想做点思考。我想这可能和韩国特殊的地缘关系和历史背景有关。

    韩国地处东北亚，与三个大国相邻：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按照韩国学者的话讲，韩国始终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美国与韩国相隔万里，但美国在亚洲有其利益，韩国与美国又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关系，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免不了经常有大国博弈的事情发生，韩国都是夹在中间。所以，韩国实际上是与四个大国周旋。长期与大国周旋的经历，造就韩国人立志做大国人的决心，至少要成为一个大国不可小视的国家，这样才能平衡好大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使自己国家的利益得到保证。近两年韩国在国际关系中发出的信号和声音很是强烈：要做东北亚局势的均衡者。意思是既不得罪大国，也不做大国的随从。韩国政府的外交定位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思路，这一外交定位反映了韩国努力寻求更大国家地位的目标。

    韩国的历史更是让韩国人自强不息，立志要做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韩国历史上曾经遭到蒙古人的侵略，几个重要城市都被血洗过；曾经是明代和清代中国的附庸国，国王即位需要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尤其是近代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前后长达四十余年，民族遭受的苦难非同一般。日占期间，韩国人被迫学习日本的文字，向日本天皇效忠，替日本人打仗。甚至韩国人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取胜，升起的国旗却是太阳旗。长期以来外来民族势力的挤压，磨炼了韩国人的坚强意志；韩国更是在历史上的实力外交启发下，下定了用实力增强民族自尊的决心。

    此外，韩国还有一个复杂的南北关系。一些韩国学者认为，韩国越强大，越有利于提升朝鲜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统一的日程表就会早一天到来。

    韩国国内市场较小，要想像大国那样发展经济，光靠国内市场是不够的，所以，韩国涌现出了一批以全球为市场的大公司。三星、现代、LG、浦项这些巨大的公司能够出现，与韩国人追求世界影响力的心理是分不开的。在欧洲，也有一些小国大企业的例子，如荷兰的飞利浦、瑞士的雀巢、瑞典的ABB等，但一个原先只是落后的小国能涌现这么多的大公司，而且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似乎只有韩国。

    国内狭小的市场是造就不出如此巨大的公司的，因此韩国的大公司几乎都是彻底多元化经营的，范围经济的原理在韩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我这次在韩国期间，逛了一家在所住酒店附近的大型百货公司，一问，是现代集团经营的。在首尔市的地图上，还能很容易地找到了三星集团经营的百货商店。三星和现代集团建筑公司建造的房屋，在首尔、釜山更是到处可见。在韩国我还了解到一个凭常识难以想象的事实：LG之下有一个服装公司，而且还有打造世界名牌服装的发展规划。真是很难把LC品牌的科技元素和服装加以联系，但这就是韩国。

    韩国为了让世界关注自己，扩大国家在世界的影响，非常看重举办大型国际活动，尤其是世界级赛事。在韩国期间的一天，陪同我们的李小姐(一位在中国出生的韩国人)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们：韩国的大邱申办世界田径锦标赛昨天成功了!她还骄傲地说，这样，韩国就是能够举办三大世界赛事的国家。另外两大赛事分别是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回国后又看到这样的新闻：韩国的丽水获得2012年的世博会举办权，仁川获得2014年亚运会的举办权，平昌正在申办2014年的冬奥会。

    韩国已经有了一位联合国秘书长，这让韩国人骄傲不已。已经不止一位韩国学者对我说过，韩国人现在最期盼的是出—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一定是科学奖，不是和平奖，因为和平奖韩国人已经拿了—个(金大中)。如果说中国现在急于拿诺贝尔奖，那韩国人比中国人还急。黄禹锡让许多韩国人的梦想破灭，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一些韩国人怪罪揭发黄禹锡科学造假的新闻媒体。韩国人会在中国人之前得到诺贝尔奖吗?我不愿做这种猜测，但韩国人的心理以及韩国政府的决心让这种猜测增大几率。 

做大决心的后面是干劲 

    亚洲与韩国有相同或相似历史和机缘的国家有好多个，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结局是韩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或者说其他国家为什么没像韩国那样引人注目?有的学者是用儒家文化和民族的团结精神来解释，但我认为，除了儒家文化外(民族的团结精神也来自于儒家文化)，韩国人讲究实际、重视效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韩国是一个东方国家，但又是受西方思想文化熏陶很深的国家。我的观察是：韩国在礼仪、人情、习惯方面受儒教文化影响大，在制度、规则、秩序方面受西方思想影响大。前者是表象的，重形式的；后者是骨子里的，真正起作用的。

    我们在韩期间，正值韩美自由贸易谈判最后关头，电视和报纸每天都报道示威群众激进行为的新闻，但最后韩国还是让自由贸易谈判取得结果，并且做了一定的让步。在市场问题上，韩国更加看重利益，而不看重群众的情绪，以竞争及其结果为第一考量。

    曾经读过一本三星老总谈管理的小册子，满篇都是如何抓产品创新、抓质量管理、抓市场营销，似乎没有多少大道理。如果是中国的老总，一定会总结出很多富有哲理的管理思想。和中国人相比，韩国人似乎少了一些清淡，少了一些争论(参加有韩国人参与的学术会议，很少看到韩国学者热烈争论)，但干起活来的劲头明显要大一些。

已有韩国学者在研究如果南北统一后国家的竞争力有多强的课题，并有人认为，那将是另一个德国(韩国和朝鲜加起来的人口与德国相当)。韩国也立志要把在世界上的各种排名更加靠前一些，因为韩国人十分重视这些排名。不过，在文章结尾的时候，还是想写上一句，也算是平衡一下民族自尊心理很重的部分读者(如果有的话)。韩国的科技实力和原创技术和德国相比，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短时间内未必能赶得上，因为韩国和中国一样，民族的科技创新基因培育的时间还比较短，而这是要从思想文化和制度演进中去长期积累的。从这一点上讲，韩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