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AXUEKE KECHENG YA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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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 |
不能拒绝的启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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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拒绝的启思 徐迅雷 一篇有冲击力的文字见诸报刊,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与意见,那是很正常的;然而,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组织,有组织地组织”批判”,就显得悲凉。谢韬的一篇文章,就在”引来个人批评的基础上”,引来了某地单位有组织的”反击”,让人恍惚回到过去的年代。类似的”组织活动”过去也出现过,甚至是曾经辉煌过的媒体牵头的,还真不知今夕何夕。 个人的批评也好、反击也罢,毕竟是个人的,一个人的独立思考或者相对独立的思考终究是有独立价值的;可怕的是”组织”下的群体,大伙儿拥在一块,在广场上也好,在会议室也罢,失去独立思考的环境氛围,最容易人云亦云,跟着起哄,还以为那是”最一致”的意见。 平头百姓的声音却不一样。”你太有才了!”这是2007年春晚”遗留”的一句经典语录,是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策划》中宋丹丹”夸”赵本山的,听发音该是”你太有才嘞”,”相当”的让人喷饭,节后常有人用这话夸人或贬人;如今有网友拿它来夸奖谢韬先生的一篇文章,可是真心褒扬的。 谢韬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有着长长党龄的老党员,经历丰富而曲折。他的文章篇幅不小,题目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刊于《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在头条位置。《炎黄春秋》是一份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很高威望的杂志,”潜规则”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吴思先生就供职于此,任副社长;该文的编辑正是吴思先生。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是一个人熟虑深思的思想性大著,其核心是阐述”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个标题是中性的说法,避免触破一些人的神经,文章里面也时时可见编辑的用心良苦。文章的主旨,若用更直接的说法,大抵就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仅观点振聋发聩,而且内容新颖翔实,值得关心家国命运的人好好看看。 文章开篇就高屋建瓴:”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是的,体制制度的优劣,浸润在时间里的”历史”就是最佳裁判员,这样的”制度模特大赛”不是”当场亮分”的。而闭关自守的人是看不见”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总以为老子就是”天字第一号”。在全球化的今天,”制度模特大赛”其实已经表演过半,谁优谁劣只要睁着眼睛都能看清楚,哪怕你仅睁开半只眼。至于学不学习冠军”模特”的绰约丰姿,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漫长的”制度大赛”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是各种制度交汇融合的产物。不再是斗争、仇恨、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而是借鉴、妥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中的和谐,在这里统一在一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这里融合在一块。从感性上,我更愿意将”民主社会主义”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核心是”民主”,而不是”社会”也不是”主义”。 作者在文中犀利地提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我们都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往往忘了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本身就是发展的,作为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的认知、识见也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对自己早期的观点看法也有一个扬弃的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恩格斯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谢韬剖析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从常识的层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作为学术,是发展的、可讨论的;而一旦被后人变成”主义”,就是意识形态化了,并且成了遥远得只能仰视的”神”。意识形态是最容易被固化的,而固化了的意识形态,通常是缺乏感性、没有血肉、不近人性的,这显然不是先人的”错”,而是后人的”误”。 更糟糕的是,在有的国度,领导人不见得都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马恩的全集和列宁的全集,在我家壁立的书架上,是蔚为大观的浩大队列,我也只能是选读、查阅而已;看着它们,我真的担心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是没有耐心将它读完读通读懂的。没有读通读懂的后果是什么呢?现实警示人们:有的领导人只是简单地从中取来”阶级斗争”四个字,而斗争哲学最终斗伤了自己人。毛泽东甚至还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可今天仔细一想,不免就有疑问:真正的马克思,是能够植入”秦始皇”当中的吗? 放眼世界历史就可知道,对于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是不能指望他们打心底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谢韬在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的回忆录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谢韬说: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而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苏联解体时,老百姓为何漠然对待、无动于衷?其实,百姓最终都是欺骗不了的,而领导却始终喜欢活在”自欺”之中,当然”自欺”也是为了自己得利、维护自己既得的特权和将得的特利。”事后”可”知前”:苏共这个特权群体在苏联解体后,他们中一些人摇身一变,又成了俄罗斯的”新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晰:经济发展的最佳保障是市场,社会和谐的第一保障在政府。让”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都硬起来,有这样的”两手抓”,一个国家才能真正抵达繁荣和谐。连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彻底反资本主义的,如今有的”老左”却始终莫名其妙地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他们动不动搬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其实只是莫名其妙地将”马克思主义”弄成了”神”,他们可能想不到,不管什么东西一旦被供奉成”神”,”它”就会无声地嘲笑供奉者,并把你踩在脚下。今日在我国极左有回潮的表现,我看根本原因不在个别人宣扬极左论调,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没到位;同理,目前阶段在部分领域”改革开放”与”社会公平”似乎没有”并行不悖”,主因也在于政改未到位。 政改不到位,也就是”改革”“开放”都只完成了二分之一,因为”改革”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也包括政治体制开放。封闭循环的政治体制,就是远离民主的,而无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和谐社会。高层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但下头却害怕得要死,”政治体制改革”六个字,实际上成了地方官员以及媒体的最大忌讳、最大”敏感词”。恐怕官员们也深知,一旦真正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就可能会失去爽呆了的贪腐机会、失去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不见得能够成为苏联解体后那样的”新贵”。 谢韬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和谐融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让自己走向和谐繁荣,谢韬在文中所引用的就是一个典例: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了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最终都成为了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而在另一端,在我们中国,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学到了”市场经济”这一手,才抵达了今天的繁荣。 当今世界,地球都变成一个”村”了,大家都是同村人,面对茫茫宇宙,地球人无非是小小的一家人,哪里有什么不可融合不可调和的?由是观之,政改在今日中国,主要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勇气问题。 智性告诉我们,人是不能生活在”似是而非”里头的。可现实当中,总有不少人在”相似”之处弄不清”是非”,总是取了”非”而丢了”是”。比如”平均”与”公平”就很相似,但”平均”绝不是”公平”,反而恰恰是不公平;”均贫”与”均富”也很相近,但”均贫”是愚蠢的,而”均富”则是可爱的、是和谐社会所离不开的;我们过去以”均贫”取代”均富”、以”平均”替换”公平”,都是似是而非的蠢行。如今的”打左灯、向右拐”则是”似非而是”,什么时候不必行驶在这样”似非而是”的路上,而是堂堂正正地走向一个”是”呢? 在谢韬心中,这个”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我们也不必狭义地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不必纠缠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否最为理想,因为其展示的大趋势是不会错的,谢韬带给我们的是不能拒绝的启思。如是,仅用一句”你太有才了”夸奖谢韬先生是远远不够的——请看看谢韬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杜鹃啼血,拳拳之心、眷眷之情,可见、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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