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不必忧天

文/茅于轼

我们常常为子孙后代担忧，怕寅吃卯粮，怕把他们该享受的资源事先用光了。其实当我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时，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远远比我们出生时高。我们这一代人(以及过去的许多代人)为他们建了许多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场，港口，高楼大厦，以及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这些资本可供他们使用，因而他们不必为此作出牺牲而能坐享其成。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远远超过我们出生时所能够掌握的。知识永远在积累，不可能倒退。由于知识的丰富，他们享受的福利很可能比我们更好。凭借现在的知识，一个妇女坐一条几米长的小船，可以安全地横渡太平洋。而500年前的哥伦布，动员了3条船，87名水手，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横渡大西洋。这就是知识的区别。

从宏观上看，从19世纪以来，人类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财富飞速地增长着，生活水平迅速地提高。有个别国家，个别年份经济出现负增长，或者平均年龄出现倒退，这些现象其实和环境资源无关，而是人为造成的。像俄罗斯的人均寿命缩短，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非洲一些国家因战乱或艾滋病而丧失人口，都是人为造成的。

目前真正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还是人类社会自我组织中发生的问题。尤其是战争，社会动乱，互相仇视，文化传统的冲突等。每年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几百倍于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失。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而非资源环境等问题。所以说，我们需要认真对付的不是自然环境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环境资源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不是不存在，例如有些地方污染非常严重，直接影响到当地百姓的健康甚至生命。更有大片森林被毁坏，沙漠侵蚀，水土流失，自然的生态被破坏，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紧急采取行动，加以改善。但是从总量统计来看还没有威胁到人类生存。相比之下恐怕社会问题更为迫切。

按照经济学家的看法，有限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应该用在最迫切的问题上。只有当这些项目的投入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才可以把资源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当今世界上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次迫切的又是什么。如果用有限的资源为全世界的百姓谋幸福，应该如何配置资源，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大事。可是并没有任何国际组织在策划这件事，也很少有人在关心，更谈不上去研究。

人类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开始考虑气候变暖的后果已经有大约30年之久。气候变暖问题有其特殊性,目前虽然它排不上最紧迫的问题，但是一旦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来不及处理了。那时候，人类将面临日益难于对付的大气环境，虽然作出巨大努力也无济于事,可能会发生比如粮食短缺，人口损失，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等困境，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谁也说不清。

其实人类的前途本来就是充满着风险的，人类经过几万年的进化成为能够适应自然的一种生物，但是进化的规则已经改变，自然环境的适应已经不是淘汰的主要原因，而是社会竞争在起作用。

预防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因为不愿意承诺《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受到不少批评。有些国际友人建议中国领导人承诺减排的义务，从道德的高度，带头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样就能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榜样。

中国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尽管人口众多，却是一个矮小的国家。只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翻了身，慢慢地挺起了腰杆。我们普遍有一种急于追赶的心情。我同意，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更要有能力输出意识形态。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袖，是因为百姓在平等自由方面的成功，因为在政治制度上，政府受百姓的监督不敢胡作非为。

现在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威信降低，是因为美国人自视比其他国家的人高人一等，死一个美国人要举行隆重的葬礼，而死一个伊拉克人却连统计都不全。美国想当世界领袖，但是不能平等待人，已经使他失去了这种机会。或许对于中国而言，正是机会的点滴开始。

(原载《南风窗》200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