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中医药

文/傅维康 

    谈到鲁迅和中医药，历年来的报刊文章涉及此话题时，不少人的结论往往为：鲁迅反对中医药。然而实际情况，鲁迅只是在1896年父亲病逝后的十多年，对某些中医很不满，而他少年时期和31岁以后有生之年里，并非如此，这从他的文章、日记和实际生活中可找到佐证。

    鲁迅少年时期，对中医中药是信任的，父亲患病缠绵四年多时间，家里不断延请家乡中医和名中医为父亲诊治，为酬医和购买中药，鲁迅经历过多次到当铺借钱的窘境。可是，父亲的病还是未能治愈，终而逝去。鲁迅目睹父亲生前受疾病折磨的痛若情状，以及中医为父亲诊治的过程，感触很深，悲愤不已。他对绍兴名中医何廉臣（1861－1927）极为反感，力劝友人切勿请何廉臣诊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先生耳。”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鲁迅措词更为激烈，故未再写出何的原名，而是将这名字倒过来，以谐音写作“陈莲河”。文中写道：“……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之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他甚至还会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鲁迅为此在相当一段年月，对中医很是反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想法还是有所改变的。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写到自己早先对中医的不满：“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其实，鲁迅对中医药的肯定，在《鲁迅日记》和他的文章中，也有很多实例，只是人们未尝注意罢了。

    在《鲁迅日记》中，较早的有：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同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服之”；1916年4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1930年8月30日至9月6日的八天里，有四天日记写到为幼儿海婴往仁济堂购买中药。

    鲁迅在日记中，还写到购买中医古籍和自己修补中医书籍：1914年9月12日“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买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同年2月26日“购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4月27日“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讫”。

    对于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医药书籍，鲁迅也相当关注。1930年，他先后购买了《汉药写真集成》和《食疗本草之考察》；1933年4月25日以九块银元购买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通过这些书，了解日本学者对中医中药的一些研究情况。

    1933年，鲁迅在《经验》一文中，高度评价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赞它“含有丰富的宝藏”、“是极可宝贵的”，并写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他在《伪自由书·推背图》文内还写道：“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生命的了。”

    看来，鲁迅对中医药学的成就，终究还是有所肯定的。

    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夹杂一些错误的东西。鲁迅对《本草纲目》的评价虽然很高，但也很中肯地指出了该书存在着的“捕风捉影”的东西。这一切，都反映了鲁迅对古中医遗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原载《文汇报》2007.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