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比较文学”：挑战与超越

文/张辉

比较文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以打破既有文学研究框架，跨越学科之间过于人为的规定性，并建立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为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说，超越边界，是这个学科重要的、标志性的特征。也正因为此，我们试图借助“无边的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来分析这看似没有固定边界的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说它“无边”，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意味着这个学科不拘于陈见，敢于并善于从广泛的跨文化联系中考察作为整体的文学；另一方面，则与这个学科的不确定性甚至某些失范相关。

基于上述理解，我认为，对比较文学“超越边界”这一主导特征的实质性否定，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由于比较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泛化，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独立价值被消解；二、片面夸大跨越边界的意义，比较文学研究自身的规范被错误地抛弃。前者导致比较文学与相关文学学科边界的不明晰，后者则造成规范比较文学研究与非规范比较文学研究边界的迷失。试问：如果没有任何边界，又如何谈得上真正超越边界？下面就从这两个侧面谈谈个人的看法。

先说说相关文学研究学科比较文学化的问题。不难发现，近年来整个文学研究界事实上一直都在试图打破既有的范式、拓展新的领域，不独比较文学为然。甚至在两个趋向上，非比较文学学科已经与比较文学产生了交叉现象。其一是跨学科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新批评”式的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延伸到对更丰富的文化文本的细读；而随着媒体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现代学术史乃至文学教育史研究的展开，以及文学与思想史、文学与相关艺术门类研究的互相促进，文学研究的旧有格局显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二是跨文化研究，尤其是对中外文学、诗学、美学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无论是追寻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发生与西方思想的直接或间接联系，还是考察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总体想象中异质文化多边互动的事实；或者为反观自身而更全面地关注海外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文学研究已经自觉地突破国别文学与既有学科的限制，朝着更加开放、更加综合，也更具国际性的目标行进。这种变化，给比较文学的发展将带来什么？

也许会是焦虑。因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比较文学的“专利”，至少是“特色”。当比较文学的这种跨越学科、跨越语言并最终跨越文化的观念与方法论，被更多的文学研究门类所接受和采用之时，人们不禁要问：比较文学还怎么与相关学科有所区别，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独特价值何在？换言之，当相关学科比较文学化了，比较文学自身会走向消亡吗？这一回，比较文学是不是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确定的边界？这些疑问，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比较文学今天的现实处境。但是，仔细思考，却不必过于为此苦恼，更不必为之悲观。从历史上看，比较文学与其他相关文学学科的交叉互动，本来就是一种常态，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生事物。尽管直到1924年吴宓先生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开设第一门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中西诗之比较”，比较文学才算正式进入现代学术建制。但是，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成却是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同步并进的。习惯上，一说到比较文学，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认为，它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因为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只有短短一百多年。这个判断也许并无大错。但是，这样说，却也同时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就现代学科建制而言，中国现有文学研究门类的历史其实也都只有大约一个世纪，并不比比较文学格外地长。值得注意的倒是，由于现代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和西方文学复杂的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很强的跨文化意识，或者说，比较文学色彩。不必说直接涉及中西文化互动的《〈红楼梦〉评论》、《摩罗诗力说》等比较文学的前期代表作，就是像《宋元戏曲考》和《中国小说史略》等划时代的作品，也很难仅仅在国别文学研究的范围内估量其价值。因为，尽管这两部书完全可能被视为“国学”，是典型的中国文学专门史的开山之作，但很明显二者其实都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被催生出来的，至少与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下的、对小说戏剧等边缘文类的重新认识有关。

从长远看，恰恰是由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存在，为整个文学研究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物种”，从而有利于不同文学研究门类互相取长补短，彼此促进，维护了文学研究的“生态平衡”。如果说，比较文学的兴起是克服文学研究的地方主义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物，那么，相关学科比较文学意识的增强，则不仅从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初衷，即以更全面的、跨文化的视角关注文学现象与文学文本的意义，而且也进一步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说到底，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这就好比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家，本身应该是国别文学某个领域的专家，而国别文学的专家则同时需要了解某个局部的、地方性问题所具有的国际背景和全球性因素。一些杰出的文学研究家，往往出入中外，融会古今，做出了令人折服的成绩，更是有力的证明。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冯至，他既是歌德专家又是杜甫专家；又比如钱钟书，他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观点，正是建立在地方知识与国际视野的统一之上的。

学术有专攻，也有分工，但是，也许没有人可以否认，国别文学研究因比较文学而拓展了空间，而比较文学其实则建立在国别文学研比较文学学科消亡的征兆，而是比较文学重新反思自身的契机。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我们恰恰需要问一问自己：当国别文学研究者也在努力超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时，我们将如何更好地、更多地汲取国别文学研究的成果？毕竟，比较文学是更加侧重这种越界研究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比国别文学研究者做得更系统、更有针对性才是。极而言之，即使所有文学学科都自觉而全面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离这一天的到来，应该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穷尽跨文化、跨语言文学研究的问题。关键是，只要人们还在按照“地球村”各个角落的文化习性和集体无意识生活、写作和创造，就没有理由认为，比较文学将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即使世界有所谓大同的一天，恐怕文学的“大同”只能是子虚乌有的想象，而只要语言与文学没有“大同”，只要有文化交流和文学对话，就有比较文学现在再来说一说片面夸大比较文学边界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过去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机械的类比或者说“拉郎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严肃的比较学者的唾弃。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依然把这种随意的“文学比较”视为比较文学的低级形式，无疑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不客气地说，学术界有一些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或许与人们把这样的“论文”，错误地和比较文学联系起来不无瓜葛。

因为这些“论文”即使完全名不符实，但却照样用了比较文学的名称。也许，有了20多年来的积累和反思，我们可以有理由不承认这种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了。这样做，至少有利于我们从一般学术规范的意义上，廓清比较文学的边界。不过，这实际上还不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科学界定，而仅仅是在剔除假借比较文学名义的非学术因素罢了。它与整个学术界对传说中某个教授一年完成3本书的鄙视是等同的。因此，这至多只是对常识性错误的纠正，很难说是在面对真正的比较文学问题。真正复杂而又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也许是要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老命题，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加以审视。这与我们对比较文学可能边界的认识相关，因而也很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论述文学研究的泛比较文学化问题。这不是简单的定义之争。从操作层面上说，它关系到比较文学究竟将把哪些论题纳入自己的学科领域；从认识比较文学独特存在价值来说，则无疑更需要一种清醒的“身份认同”。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边界”，比较文学将随时可能迷失自己，而很可能真的变成一个无所不包而又无所可包的“空无”。

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协调比较文学学科的稳定性与先锋性，也许显得更加重要。就稳定性而言，我以为回顾和总结比较文学100多年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在一般历史梳理之后，则需要格外重视比较文学经典的重新选择和重新阅读。这可以首先落实在比较文学教育上。比如，可以逐步规定学习“比较文学原理”的本科生，在修习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外，细读比如20篇左右有分量的比较文学论文；而比较文学研究生，则除了围绕自己的专业方向阅读相关著作外，宜精读5部左右的比较文学著作，做到真正了然于心。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细读和精读，而不是简单地知道一个梗概和主要观点。对于研究生来说，还要规定所阅读的书目中至少有一到两本外文原著。这些做法看起来只是基础的基础，但是，我想这也许比简单地讲几条什么是真正的比较文学，什么是伪比较文学更有效果。与其让人们从一般概念上去区别什么是比较文学，什么不是，不如让大家看看已有比较文学研究为我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标高，有哪些需要继承的东西。有时，看一看《诗可以怨》那样的精彩论文，并不比记住“比较诗学”概念价值小；而同样是韦勒克的作品，我们在看《比较文学的危机》那样的论辩性文章时，也不应该忘记他还是多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作者。不管怎么说，只有整个比较文学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了，比较文学学科的长远发展才有后劲，那些借比较文学之名所做的伪比较文学“研究”才会最后失去市场。这也许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但在浮躁的学术氛围中，这种“慢药”恐怕更有效。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仅囿于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条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超越边界的学科更不应该如此。对如何处理传统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做了深入思考，并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这些都是保持学科的先锋性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的学徒，我最关心的，其实还不是比较文学能否学习和汲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为我所用（这当然都是必须的）的问题；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面对和解决真正的学术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自不觉地丧失比较文学学科的问题意识，而去简单地扩大或缩小研究范围；也不能自说自话地夸大本学科的重要性，而不去回答当下的或者文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我理解的比较文学的先锋性，可以说更多的是比较文学回答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的回答能力。它要回答在国别文学内，在一种文化语境中难以回答的问题；它也要更全面地理解在一个学科范围中无法恰当理解的难题。在全球化时代，这一点应该更为突出。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