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被看”——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关系

文/郭备

鲁迅《彷徨》中有一篇很不起眼的短篇《示众》，说它不起眼是因为它很少进入各种鲁迅小说的选本，更不用说教材了，以致今日的青年学子对它比较陌生。不选它的原因恐怕是它太不像小说了：竟然没有一般中国小说都会有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景物描写等，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抒情与议论。小说中的所有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符号化的简单勾勒，如“猫脸的人”、“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之类。这样，无论是老师们上课，还是专家们编教参，都会觉得相当麻烦：它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文学教科书中关于“小说”的定义。但这“不符合”恰恰是鲁迅自觉的追求。是鲁迅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具体的场景、细节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度追问与抽象思考。 

一

《示众》很像是一幅“速写”，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画面感：电线杆旁，一根绳子，巡警牵着绳头，绳的那头拴着一个穿“白背心”的男人。边上有一大群人伸长了脖子在看。这根绳子非同小可，它似乎在暗示读者：小说要探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看”这一动作，正是这种关系的诠释：人们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看”的时候还彼此推、挤、挡、撞。由此形成一个“看∕被看”的模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曾有过这样一个重要的概括：“群众——尤其在中国——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小说中连用三个“睁了眼睛看定他”，显示出看客们“看”的威力：所形成的无形的精神压力足以使人自己产生犯罪感，尽管他原本是无辜的。看来，没有情节，也没有典型人物的《示众》却蕴涵着深广的寓意，它具有多方面的生长点，我们可以从鲁迅的多部小说中看到《示众》的生发与拓展。

如果说《示众》的“看∕被看”的模式较为明晰、简略，那么《孔乙己》的结构就要相对复杂一些。作者把描写重心放在掌柜与酒客们如何“看”孔乙己。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孔乙己遭遇的不幸，更为重视的是人们对孔乙己不幸的态度和反应。比如：当掌柜与酒客们听说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后，一再追问：“后来怎么样？”像是在听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味寻求刺激，没有半点同情，丝毫不关心孔乙己的死活。在此，掌柜与酒客们所扮演的正是《示众》里“看客”的角色,他们与孔乙己的关系，正是“看客”与“示众的材料”之间的关系。他们将“孔乙己被吊起来打折了腿”当作一出“戏”来“看”。孔乙己的不幸中的血腥味就在这些看客冷漠的谈笑中消解了。而小说的叙述者——年轻的小伙计正在这种“看∕被看”的关系中逐渐被“看客”同化。

《孔乙己》所提供的是“看∕被看”关系的一种模式，其特点是处于“被看”地位的是下层社会的不幸者，这是鲁迅最为关注的，他说过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而“看客”现象正是这“病态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加深了不幸者的“病苦”，无情地将他们推入了无告的深渊。所以，探究“看客”现象背后隐含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成为鲁迅小说的重要内容。《孔乙己》之外，还有《祝福》、《阿Q正传》诸篇。请看《祝福》中的这段描写：祥林嫂的儿子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这些乡下老女人“特意寻来”，与《示众》里猫儿脸、胖大汉跑去看“白背心”一样，都是“看客”，是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找刺激的。她们根本不关心祥林嫂的不幸，不去体察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内心的痛苦，尽管她们自己也是母亲，但她们早已麻木了，现在需要的是把他人的不幸当作供自己消遣的“故事”来听，说白了，她们就是来“看戏”的：一面将祥林嫂痛苦的诉说、呜咽，都当作戏文来鉴赏；一面自己也演起戏来，“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又“叹息一番”，其实就是在表演“同情心”，以此求得一种自我“满足”。她们本也是不幸的人，也有自己真实的痛苦，但已在鉴赏别人痛苦的过程中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她们与祥林嫂的关系，依然是“看客”与“示众的材料”之间的关系。一旦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时，祥林嫂这块“示众的材料”就“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了。

这是一种真正的残酷。如此情形在外国小说中好像并不多见，《农民》（契訶夫的短篇小说）中茹科沃村失火那一幕倒有点类似。谢敏大叔家不幸着了火，村里的妇女虽然哭叫，倒还去提水救火，可男人们“却成群地围在一边望着大火，什么也不干”。^②后来有个大学生带人来救火，当他们拆那着火的小屋，并把畜栏、篱墙、干草堆移开时，围观的人恶狠狠地喊道“不准他们捣毁东西！”^③农民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愚昧与麻木，也并不感到痛苦。所以等大火一停，就边散开边说笑起来，“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变成笑谈，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④这说笑声，听起来就有点令人恐怖了。

然而，外国的看客终究没有中国的看客来得可怕。在《阿Q正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阿Ｑ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

阿Ｑ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阿Ｑ）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看∕被看”的关系在这里已经转化为“吃∕被吃”的关系，而后者正是前者的实质。其实，被看客“连成一气”的“眼睛们”咀嚼着灵魂的，岂止是阿Q、祥林嫂、孔乙己，连鲁迅自己，以及我们读者也包括在内……

“救命，……”

看来，在中国不仅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 由于几千年“集体无意识”的浸染，中国的看客群更在无时无刻地制造着“吃人”的悲剧。阿Q本是看客群中的一员，他曾绘声绘色地向未庄的人们描述过自己观看杀革命党的场面。到头来，自己也被从看客群中抛了出来，成了“示众的材料”。鲁迅总是在他的悲剧主人公的周围,设置了一大群看客，构成一种社会环境、氛围。或者说,把他的主人公置于看客的“众目睽睽”之下,在与看客的“关系”中来展现他的悲剧命运。  

二

在“看∕被看”关系的另一种模式中，处于“被看”地位的，是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中国改革的“前驱”。鲁迅自己说，他的任务就是为他们“呐喊几声”^⑤，自然也就特别关注他们的命运。

《狂人日记》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还有那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这“白而且硬”的眼睛是无处不在的，“被看”（也就是“被吃”）的恐惧更是时时追随着中国的有理想有追求的志在改革的思想斗士。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我们前面谈到的《示众》、《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包括《狂人日记》，里面“被看”的对象都处于小说的前台中心位置，而《药》里“被看”的夏瑜却隐没在文字之外，看客占据了一切（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因此，我们在解读这部作品时，须透过已经呈现的，看到虽未呈现的，却又是作者真正属意的东西。比如：茶馆议“药”那一幕，众茶客都很想知道今天结果的犯人，“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当见到的刽子手康大叔也下了茶馆，便“低声下气”地问他。这一问，问出了这“满脸横肉的人”的一阵大声嚷嚷： 

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劳里，还要劝劳头造反。……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与孔乙己被打折了腿的故事一样，这位“夏四奶奶的儿子”的故事顿时激起茶客们的兴致，而作者着重刻画的仍是这些“听众（看客）”的反应：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这“气愤”，这“高兴”。这“恍然大悟”，正是这些“听众（看客）”生命形态的呈现：麻木而残忍。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人的生命常态，包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它构成一个“看客”圈。夏瑜的人生选择一旦落入这样的“圈”里。他的生命与理想势必一同遭到无情的践踏。相比之下，拉丁美洲作家卡彭铁尔笔下的看客们虽然愚昧却没有那么残忍。小说《人间王国》中海地黑人领袖马康达尔领导黑人举行起义，由于武器落后，惨遭失败，他本人被俘，判为死刑。法国殖民当局为了杀一儆百，当众燃起柴堆，准备将马康达尔活活烧死。黑人们望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并不惊恐，因为海地黑人笃信源于原始图腾的伏都教。他们深信人与动物是相通的，每个人都是一种动物的化身。马康达尔则是神鸟的化身，他是烧不死的。恍惚之间，人们好像看到了一只大鸟从火中飞起。为此，黑人们非但不难过，反而很高兴，他们认为领袖飞到极乐世界去了，不久还会回来继续领导黑人暴动。^⑥

一个为大众而牺牲的崇高的生命，无论是被视作“神物”还是被视作“疯子”，其实都是看客们愚昧、麻木的表现。但是，被视作“神物”的马康达尔至少得到了黑人的拥戴与赞美，尽管他的理想并没被大众所理解。而夏瑜的命运要悲惨得多，不但其理想价值在不被理解中消解为无，而且他本人还被视为“疯子”而遭彻底排斥，甚至他的理想成了他被任意伤害和杀害的“正当理由”。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下，连夏四奶奶来给儿子上坟，也会感到“羞愧”——她原本是应该为自己的儿子而骄傲的！可现在她只希望那只站在秃树上的乌鸦能“显点灵”，告诉自己儿子是被“冤枉”的。小说令人震惊和恐怖的，不仅在于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的被杀害，更在于即使牺牲了生命，其价值也得不到社会的体认，只能成为看客们茶前饭馀的谈资，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连自己流淌的鲜血也要被无知的民众所利用。

的确，对先驱者命运的思考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了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⑦的悲剧。他一再地记起耶稣被以色列人杀害的情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就写到了耶稣被钉杀时心中充满了对愚昧的以色列人的“悲悯”和“诅咒”。这与夏瑜连声说“可怜可怜”确有相同之处。鲁迅还一次次地写到中国现代史上一再出现的先驱者被“枭首陈尸”，只“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的场面^⑧。照理说先驱者（夏瑜们）与群众的关系，本来是一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但在中国的现实中，却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而且这样的“被看∕看”的关系，还会演变成“被杀∕杀”、“被吃∕吃”的关系。《药》所描写的就是一个启蒙者（夏瑜）的血被启蒙对象（华老栓一家）当作药吃掉的惨烈的事实。而作者的反思、质疑则是双向的：既批判了华老栓们、看客们的愚昧、麻木与残忍，又反省启蒙者夏瑜们自身的弱点。而我们知道，鲁迅自己也是一个启蒙者，因此，无论是他对夏瑜命运的发现，还是他对启蒙者的反省，最终都是指向自身的。他的忧愤的格外深广，也正在于此。 

结

通过以上对鲁迅小说中“看∕被看”关系的两种模式的解析，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鲁迅曾明确表示洋人说我们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这话“并不过于刻毒”。那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⑨的对联正道出了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不但自己做戏，也把别人的言行都看作是做戏。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看客眼中，就都变成供他们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这样的全民表演，具有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民众（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了哈哈一笑。正是这全民的狂欢，“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掩盖”。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席” ^⑩得以继续排下去，“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 ¹¹ ——这些“看客”们之中。 

注：

①《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

②③④《契訶夫文集》第十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⑤《〈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

⑥《世界文学精粹》（小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⑦《两地书·第一集·四》，《鲁迅全集》11卷

⑧《偶成》，《鲁迅全集》4卷；《铲共大观》，《鲁迅全集》4卷

⑨《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3卷

⑩《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

11 《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5卷

（作者是华东师大一附中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