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工作者在想的时候，他就是在做。

——彼得·杜拉克，《有效的管理者》

 

让教师悠着点

文/刘定一

【编者按】《上海教育》2006年10B上公布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职业负担调查”，调查生成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数据，如教师每天在校9.88小时，“纯工作”7.36小时。针对这些数据，《上海教育》编发了一组稿子，本文即是其中之一。 

教师的自由思考时间有多少?

很久很久以前，教师和作家、律师、医生一样，填表时自称自由职业者。翻看钱穆所著《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当年中小学教师的那份从容潇洒真令人羡煞。今天的教师好像已被“计划经济”改造为企业流水线的熟练工了。

教师角色的这种改变，意味着不再企望他个性化地塑造艺术珍品，而是迫使他批量生产规格统一的标准件。也意味着把个体户组织进大生产，时间由不得他自己支配了。

如果认为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就不会调查他们一天的工作量。曹雪芹写半部《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几十万字磨蹭了至少十几年，算工作量的话每天不过200字，你能据此证明曹雪芹一贯磨洋工么？当然，吾辈中学教师没有那么伟大，但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有一句名言：“当知识工作者在想的时候，他就是在做。”这对教师也适用。你不给教师个性化学习思考的时间，他的价值何从体现？我想“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职业负担调查报告”应该附些个案调查。比如我自己，从1985年到1999年一直是教两个班级的数学教师，在学校的“战斗序列”里就是一个列兵，连伍长也不是，够有代表性了吧？我想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抽出五年的片断，汇报一下在法定“满工作量”以外列兵还能有多少作为，借以说明让教师悠着点，他的“老板”并不吃亏。 

1985-1989

1978-1984那一届，笔者连做了某班六年班主任，这个班的学生三年后参加中考，有两名没有考进本校高中，其余46名学生组成一个班仍由我任班主任，三年后把他们统统送进大学。1985年，我终于卸了班主任的担子，自愿回到初中教两个班的数学。

在笔者看来，初高中大循环好处多多。用传统道家的气功语言来说，不但通了小周天，还通了大周天。从“用字母表示数”教到“定积分”，又从高三下来教初一，年年有新挑战。

教两个班级数学不过每周10节课。那时没听说什么补课、家教之类的东西，所以教师气定神闲，而校长们从来不动脑筋“挖潜”让教师加班加点——其实教师也并没有闲着。

1985年，为了普查特级教师苗子而举行“上海市中青年教师评优活动”，学校把机遇给了笔者，经过三轮PK，拚得上海市优胜奖，那真是动足脑筋的。

然后一鼓足气，开始学写数学教学论文，参加市里两次评比，勇夺最高奖。

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空气可真浓郁呀，那两个一等奖的颁发者，分别是上海市中小学数学教研会和上海市数学会中教委员会。以中学数学教师来说，除以上两个市级学术组织，各区还有理科学会可参加。可现在呢？一个原本和谐的管弦乐队，小提琴到哪里去了？我真奇怪，时代在前进，而今学术活动这么凋零，不是和创建和谐社会唱反调吗？

那几年，正好在钱学森先生倡导下，全国普及系统科学，笔者在不同范围，从中学到大学，从本地到外省市，足足做了19场报告。初中两个班的数学教学依旧，没有脱过一节课。

系统科学要进入课堂，我们学校有十几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有关的学习小组，笔者是主持人。每周下班后集中活动一次，或学习有关著作，或举行报告会，交流业余学习心得。这些老师后来个个事业有成，我相信这和“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有关。

1987年上海市受国家教委委托组织编写沪版教学指导书，我又成了《初中几何教学指导书》的主要编写者，一面写呀写呀，一面与突然光临贱躯的甲肝病毒1988从容周旋。

那几年的“额外”活动对个人的教师专业发展很有利，1988年夏，上海市审批首批数学高级教师，只放行了两位只有高中学历者，其中一位就是笔者。 

1995-1999

1995年，笔者在教高二接高三，也是满工作量，但照常参加高级教师540职后培训，每周脱产一天到上海市教育学院数学系进修，没有感觉到今天高三教师那份紧张和无奈。

我老老实实地学，老老实实完成3000字的结业论文，不偷懒，不捣鬼。老实的人有福了，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二年上海市教育科研项目的开题报告，于是主持了一个市级课题——“高中生跨学科研究活动辅导”。

1996年暑假，从高三重返高一。两个班级的数学每周只有8节课！正因为如此轻松，我才自告奋勇额外担当高一六个班的“跨学科研究活动辅导课”，与数学课加在一起也不过每周14节，还游刃有余。四个学期下来，发表的学生活动成果就近5万字。

1998年这个科研项目荣获上海市第六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实现了虹口区零的突破。

1999年该项目又获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是上海市九十年代普教科研六大成果之一。

课题一结束，又去积极参加面向政治教师的培训：“西方当代政治思潮辨析”，大多数学员的培训成绩是“及格”，笔者反倒得“优”。

空下来，又征得区教育学院许可，业余给教师职后培训开了一学期的课《跨学科思想方法论选讲》，为现在的名师培养打下了基础。

那几年的副业对个人的教师专业发展也很有利，1998年，笔者被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我想如果当年学校领导逼着我加课补课，取消自留地，后果又会怎样呢？

（原载《上海教育》2006年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