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课程

记者：刘老师，您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基础教育领域里跨学科课程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当初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现在该怎么来理解跨学科课程？您所研究和实践的跨学科课程有何不一样的地方？

刘定一：我1996年的时候开始搞一个上海市市级课题，叫做《高中生跨学科研究活动辅导》。但是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高中生仿真研究》，就是模仿真正的科学家的研究。后来一些专家觉得这个名字不是很好，通过讨论，大家想到了这个“跨学科研究活动”。现在“跨学科”倒是站住脚了。

现在如果要问如何理解这个“跨学科课程”的话，老实说我对它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中。一般来说，它有几个层面。像在平常的教学中，A学科的教学假如需要用到B学科的内容作为工具，如我们在语文课里教鲁迅的《药》，它的历史背景是辛亥革命前夕，最好跟历史课配合在一起，正好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然后再上语文课，再比如物理里讲交流电时需要用到正弦曲线，数学里三角的内容如果还没有教的话，最好把这个内容先提上来，再来教物理。这就把语文跟历史，物理跟数学嫁接起来了，这也是一种“跨学科”，是一种最低层次的“跨学科”，属于临时拉来应用。

再上一级就是处于两个学科边缘的课程，这在大学里比较多，像生物化学，它是在有机化学的基础上，正好跟生物学接壤的边界地带的学科。这大家称为“边缘学科”，也是一种“跨学科”。

综合学科也叫“跨学科”。像环境科学，需要人文的、地理的、生物的、化学的等好多方面的知识；像地球科学，对地球的研究，包括大气、土壤、海洋、水等等。像这些综合的，也是“跨学科”，那就不是两门学科之间“跨”了，而是好多门整合在一起。

我这里讲的“跨学科课程”，跟前面三个都不一样。它有一点很特殊，它是要由系统科学来引领的。由系统思想来统领课程，这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很特殊的地方。

记者：可能很多读者对系统科学和系统思想并不是非常了解，刘老师请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系统科学和系统思想好吗？

刘定一：好的。系统科学是20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它的前身就是所谓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系统科学既不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不是自然科学，它跟数学是并列的，叫横断科学，它找到各个领域里的东西的共性，可以适用于所有学科，这跟数学是一样的。数学是将数量关系、空间形式等放在一起进行抽象，系统科学是把各种不同领域的东西以关系为中心放在一起进行抽象。系统学不拿“本质”两个字说事，它不问“这是什么”，只问“它在干什么”，这个领域里事物“干”的东西，跟那个领域里事物“干”的东西，其实际上是一致的。比如人的消化系统，有输入、加工、输出。一家工厂的机器不也是这样吗？用原材料经过加工输出产品。写一部《红楼梦》也一样，输入的东西从技术层面讲实际上就是从小念书识的《康熙字典》里一个一个的字，经过整合以后，出来的产品就是把这些字重新排队，弄成一长条、一厚本的东西。这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包括我们学习领域，你要学习一样技术是怎么学的？首先就是输入信息，问题是你不能把它背出来就输出还给老师。我背出来就交给你，这是最单纯的、几乎没什么加工的行为，就动用了脑子里的记忆。还有更深的呢，我学《大学》，《大学》的内容进来了，加工以后，我讲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曾子那个时候的东西。所以加工以后出来的是新的产品，应该有创造的因素在里面。

系统思想的精髓（精神？），实际上就是所谓系统的“整体涌现性”，这一点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比如一个笑话，读到最后一个字你哈哈大笑，你要去找可笑的本质在哪里，你不能到一个一个字里去找，因为这一个一个字是这个笑话的基本元件，基本零部件，要整合在一起，本质就体现出来了；你拆开来一看，没有这个东西，在下面一个层次，你找不到哪个字是可笑的，它形成一个整体后涌现出一种可笑性来了。又比如“无中生有”，以前强调“有来自有”，不然就是唯心主义，是“上帝创造世界”，其实这样去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我们不能否认构成我身体的原子，在地球诞生以后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你不能说炭原子是后来才造出来的。材料是以前就有的，问题是这个结构是新的。《万物简史》不知你看过没有，那么庞大的原子群，不知道怎么样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复杂的机体，每个原子都不明白它在干什么，等人死亡后，它们又各奔东西了。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无中生有”，而且在你小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贝多芬，将来贝多芬会不会有第五交响曲，都不知道，因为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多的。所以第五交响曲也是“无中生有”。有些东西不能说它“无中生有”，像牛顿第二定律，即使没有牛顿，这条定律一样早晚要被发现。但是没有贝多芬，肯定没有命运交响曲；没有达芬奇，肯定没有蒙拉丽莎。这是肯定的。

这个世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是顺理成章像微分方程那样可以推出来的，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这一点感悟决定了你对一个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复杂性系统将来的发展轨道跟初始条件有极大的关系，这叫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一个小改变就可以决定后面的路途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如不是萨拉热窝事件，事情的进程就会不一样。“911”如果被禁止了没有撞上，后来的发展也完全不一样。按以前的讲法，虽然“911”没撞上，“913”还是要发生，这是两码事，即使发生了，将来的事情也会不同。

现在大家觉得社会很无序，我们再来讲“规则”这两个字，规则的制定，规则的执行。社会生活跟足球比赛很类似，一场球赛，要精彩也好，要健康、竞技也好，规则是第一位的。如果说球场上的前锋，拿了足球把对方球门当作球篮一样扔进去，裁判开会决定批准他这么做，这种比赛还好进行吗？现在有些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又如下象棋，明明蹩脚马是不好跳的，裁判决定允许他跳一次蹩脚马。好了，把规则给破坏了！表面上赢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你破坏了一个深层次的东西。去医院看毛病，首先想到的不是按正常途径去挂号，而是托人，找哪个专家开开后门，不愿意遵守前人的规则。医疗的规则，足球的规则，交通规则，人际关系一切准则，像这种“规则”，你说它是哪门学科的？系统学人就明白，“规则”两个字是系统名词。“诊断”和“治疗”是来自医学的，但机器的马达坏了，要不要诊断，要不要治疗？社会有毛病，要不要诊断、治疗？“诊断”、“治疗”也是系统名词，因为它是各个领域里普遍通用的。

所以系统科学是横断的，管得很宽，它能够看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让你可以把在其他领域里面的心得，把某个领域已经成熟的东西，转移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去，作为它的借鉴。这样就能看到在庐山当中的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在庐山里面是看不到庐山的。消化系统的细胞知道它在干消化吗？它根本不知道！它的任务就是收缩啊扩张啊什么的，它根本不懂它在搞消化。但在外面一看就晓得了。学了系统科学，眼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东西别人是看不到的。有一次市里面的“INTEL未来教育”在嘉定开会，邀请我对他们新一轮培训的主讲教师做发言。后来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说，你这是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我们内部还从未有过这种发言。

我非常相信维纳那句话：“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现在可怜的是，这个无人区就是我在里面晃晃荡荡的，别的没什么人，我在这个无人区里没找到同伴。问题在这里啊！我不时会有一些心得，就觉得别人怎么没溜达来一道享受享受这么美丽的风光呢？

所以我这里的“跨学科课程”，跟现在外面的概念是不同的，就是系统思想引领。所以要走我这条路，那就要介绍系统思想，这就是关键问题。我觉得要变成一门课程的话，系统科学、事理学是要作为基础的。

记者：那跨学科课程是如何具体操作的？您的工作现在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请您给我们讲讲吧。

刘定一：跨学科课程的操作，凭良心说，我现在推得很远。以前我对1999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届，共搞了两年，第三年他们要高考，我停掉了。他们毕业以后我也在每一届里面教一个班，但发现学生越来越不要学，他们感到根本力不从心。主要原因是，这几年来应试教育越来越顽强地扩张自己的阵地，非高考科目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无形打压。通过大运动量应试训练考进重点高中的学生，其思维方式一届比一届功利，知识和见识更趋偏狭，许多人把非高考的跨学科课程当作累赘。各学科教师对跨学科课程也认为与己无关。可以说，当前教育创新的生态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后来我们实现了研究途径的大转折：鉴于一边是学生急功近利，其偏狭的知识结构和学习兴趣，造成他们对开拓知识视野的跨学科课程格格不入，一边是对教师进行通识教育的紧迫性，所以我从2005年起开始把跨学科课程的教育对象从学生转向教师。如果教师都认识不了，我单枪匹马去教学生，这很愚蠢。我现在就是通过去年的“240”、“540”的班，和今年的“后备名师基地班”，希望较多的、好学的老师能够认同一部分，等于一个火星，去播下一些火种，现在还烧不起来，到后来可能会快起来吧。但这样还不行，我就想办法要打入大学，要成为大学生的公共课。打入公共课现在还是没条件，要通过教务处，给学分啊什么的，比较官方的一条路。所以我现在就走博士生的路，硕士生都还是太多了。华东师大的钟启泉、崔允漷、赵中建等教授刚好和我们有来往，他们也很支持我，非常希望我去上，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我必须要动起来。我当然没有资格带研究生啦，即使我有资格带，恐怕合格的学员很少，问题在这里。它需要比较高端的一些人才，只偏重文科的不行，就好像数学、物理解题解得好的也不行一样。这两者结合的人，现在这个时代是很少的。要涉猎很广，虽然他不一定内行，但一讲他就晓得是怎么一回事情。至少我到处去讲学，在普教领域全国也没找到这样的人。所以现在很可悲的，我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还好站在上海，如果站在一个小城市，声音就完全被淹没了，连一丝也没有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现在最苦恼的是这几年来弄到现在还是我一个孤家寡人，这一点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人垂垂老矣，没有人来接班，也没有人认同——认同也许还是有的，但现在大家缺少一种对话的基础。

记者：刘老师，近一两年来国家提倡培养创新人才，您一直强调通识教育应作为创新的基础，这是出于怎样的理解和考虑？

刘定一：本来通才教育（即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是大学的事，中小学教育规定的课程（无疑是最最基本的通识教育，或教育之基础）是门门要落实的，而今习非成是，人们对高中文理分科已麻木不仁、安之若素了。而对此恰恰是应该深恶痛绝的，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创新人才的形成，就像营养成分不全的劣质奶粉只能制造弱智的大头娃娃一样。

通识教育的萎缩问题，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被高层有识之士注意到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41年与潘光旦先生合作写出的《大学一解》中就尖锐地指出，大学正在变成专科职业学校。

这一倾向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越演越烈：按苏联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把人才设计成单位所有的、到退休年龄就报废的、技术型的专用零部件，因禁止市场的发育，人才不许改行，不许跳槽，不许自己创业。六十年代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填取高考志愿最吃香的是哈军工、交大船舶制造，而人文、社会学科教育生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日益萎缩并丧失多样性。这种来自最高层的畸形设科思想在文革期间到了顶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上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鄙视人文科学的技术主义思想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最终殃及基础教育，有能耐的考“理科”，没能耐的考“文科”，受害者更多。另一方面，当今报考人文专业的学生，或视自然科学为畏途，或视为缺乏人文精神，同样铲除了创新人才培养的客观基础，与“重理轻文”是两极相通的。

我是1958年高中毕业的，那时的中学教育应该说还相当扎实，基础学科从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到音、体、美，门类齐全，每门课都易于消化、丰富多彩、教学精益求精，决不走过场，决不敷衍了事，而学生负担却比当今不知要轻多少。记得每天放学后在学校阅览室基本上完成书面作业后就去逛旧书店了。这些学科当然是通识的基础、人才的基础，我后来无缘大学，但中学教育造就的自学能力终身受用。那真是素质教育，不是应试教育。例如作为数学教师，我不但自学完成了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所有专业课程，还有余力和兴趣涉猎许多其他领域。以外语学习来说，虽然中学里读的全是俄文，年届不惑凭早年自学的英文由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过四五十万字的科学译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学生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尝试“文理分班”，近几年来已经制度化。这意味着不容广大高中生歧视的“公共课”只剩下了语、数、外这三门外加理化生政史地中的一门。从功利角度看，高中九门公共知识课中竟有五门成了可读可不读的课程，由于高考压力越来越大，每人都想遗弃五门课，即使不想遗弃，也没有精力读。

上海高中生还没有进入高三，就致力于对“三加一”学科反复操练，要练到乒乓运动员不假思索推挡弧旋球的熟练程度。人生有一年多竟是这样度过的。那种机械反应还谈得上是学习吗？有幸靠这一套进了大学的，好像林冲发配沧州终于过了凶险的野猪林，由着大学严进宽出的政策，以后就可以以游山玩水的心情“混”到大学毕业了。

另一方面，教师的通识不容乐观，陆游告诫其子：“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人不是《诗歌作法》一类的匠人教育造就得了的。教师也是如此。教师中不乏学有专长者，但急功近利的传统教育必然会造成他们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通识可能严重阻遏他们教学水平的提升乃至人生的升华。

许多年以来，如果一位外语教师能对学生做的数学题说三道四，一位数学教师能背诵《木兰辞》，而一位语文教师眉飞色舞地讲起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学生是会把他们敬若神明的。因为在学生的经验中，教师永远只该在他那只学科鸟笼里扑腾。

前几年，我去香港培训香港教师开展“project learning（专题研习）”，曾带回几套香港高中《基础经济学》英文教材让我校部分班级进行双语教学，需要寻找教师志愿者。按理说，英语教师因不存在语言障碍，开这门经济常识课应当驾轻就熟，但众所周知，许多外语教师对数学完全是敬而远之，对教材中的数学内容，如相当于初中水平的简单公式和函数图像视若畏途。这很令人怀疑他们以前所读的中学数学教学的绩效，要知道外语教师们不但顺利通过了数学中考，还顺利地通过了数学高考去攻读本专业的！

最近我问一位年轻理科教师，“你知道脊椎动物分哪五个纲吗？”没想到这位老师对此毫无概念，什么“鱼纲、两栖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一个也答不出。而这一些，她在初中生物课上应当都读过的。在笔者的中学时代，这些内容就在初三《动物学》课本里，我们解剖过鲫鱼、青蛙、蛇、鸽子和兔子。两相对比就引起两个问题。一是心中毫无生物进化脉络的成年人，对事物的发展怎么可能有明晰而比较深刻的认识？怎么可能有高层次的创新思维？二是如果中学里读过的一门课当年“过关”了，十年后的效果竟是如此，那么当年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联想到诺贝尔奖得主、德国物理学家劳厄所说：“教育无非是一切已学过的东西都忘掉后所剩下的东西”，如果一门课程完成后不久就令学习者忘个一干二净，还有什么必要设置吗？

然而时代赋予缺乏通识基础的教师们培养创新人才的崇高责任……！

记者：刘老师，我们知道您对高考改革的动向也一直很关注，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开展，2002年您的高考改革建议也得到了制定政策的决策者的采纳，那么您对现在的高考有何改革设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谈谈。

刘定一：关于高考问题，现在应试教育这个体制不知道会怎么改变，也许一下子改不了。若要采取西方学校那种推荐，在当前的现状下是非常不现实的，老百姓肯定要抗议，所以只有考。既然只有考，为了让学生掌握通识，只有通考，就是说要他掌握的东西都要考，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三加一”这样偏门。会考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而且将来希望还要把会考的分量提升，不能那么容易就让会考及格，会考的门槛要升高，或者这么说，会考有A、B、C，C就是及格。C的是不允许的，作为合格可以，作为招生，作为选拔考，到C就不行，必须是A，必须是B。这样一来，学生就会给偏门学科更多的重视。而且这个杠杆还可以调的，哪门学科不重视了，就把它的比例、权重放大，迫使学生重视，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个东西（会考），我们原来讨论的“2009方案”可以暂时放到一边。但会考制度有它的缺点，它使整个学习过程产生一种“脉动”，高一考历史了，别的都暂时丢到一边，集中去搞历史，考了过后又不要了，这样就没有保持一种长期记忆，考完一门丢掉一门，他也许都忘了。这样只要临时突击一下，再加上考法不好的话，背一下马上就忘了。就是说连教育目标分类学（2001版）的第一级目标“回忆”都没达到。回忆是要从长期记忆里提取信息，如果停留在短期记忆，不是教育目标。会考制度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分段进行，结果没有整合在一起。另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清华的考试，看上去不严谨，比较粗放，却倒是能考出灵气来。钱穆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出四道题，你只要作对一道就是70分。这些考试的方法和形式都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就目前的教育体制看，教育创新、通识教育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仍是高考指挥棒的指向问题。

记者：跨学科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性的学习方式，可以看作教育创新的一部分。研究性学习推行了这么多年，到现在给人的感觉还是不温不火，甚至呈现出越来越疲软的态势，刘老师对此您是怎么看的？高考又该怎样体现出研究性学习的精神？

刘定一：中国现在诺贝尔奖之所以得不到，体制问题当然是最大的问题，这就不讲了。单从教育目标分类学（2001版）来说，仔细研究教育目标的新分类，必然会深化对“接受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作用的认识：二者的作用是缺一不可的，具有互补功能。一般来说，越低级的教育目标，越适合于接受性学习方式，而“分析”、“评价”、“创造”这三个高级目标，则是接受性学习鞭长莫及的，非通过研究性学习不可。这表明研究性学习与培养创新思维的紧密关系。可以说，没有研究性学习，就不可能有创新。

我们的学习方式，长期是接受性学习占主要地位，这种学习方式对前三级教育目标的确是有效的，但有效性越来越低，回忆、理解、应用，接受性学习还可以应对，到了分析、评价、创造，一定要研究性学习的成分越来越多，不能是老师教你分析，教你评价，教你创造。比如说要叫你做一个电影编剧，你进行接受性学习，奥斯卡影片每天看一部，看了一个月就会编一部一样的了吗？要进行实践呀。分析也一样，叫你写影评，专门给你看影评，和你自己写影评，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也是两样的。所以我觉得研究性学习的价值在于达成高级的教育目标。而为什么现在研究性学习喊了那么多年，还是等于零，教师还是觉得不搞不要紧呢？因为我们现在的选拔考试到了第三级目标基本上就完了，像法国人考的那种作文，“给予的目的是为了索取吗？”，是要你去分析去评价的。不考这类题目，我们干嘛要去搞研究性学习呢，接收性学习不是也有效吗。当感到接受性学习根本就无效了，那就好了。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假如叫你写一部剧本的话，老师的应对措施就是让你背出几个名剧本，然后抄上去。这考的是第一级里面的东西，从回忆里面拿出来。现在的考试只需要你记住一些东西，这是跟教育精神相违背的，只达到教育目标分类学里的最初级目标。研究性学习有助于达成分析、评价、创造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而我们现在的考试只停留在回忆、理解、应用三级目标，所以接收性学习就够了，没人去理会它了。现在外面那一套研究性学习模式、框架，不是它的精髓。

高考怎么样体现出研究性学习？题目要变，变得能体现分析、评价、创造能力，不搞研究性学习不行了，关键就抓住了。但现在不能这么干，这么干连阅卷老师都没有，可悲就可悲在我们上一代的老师自身这方面就是缺乏的。我们教师自身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没有创新型的教师，怎么培养创新型的学生？可悲的是连一些教育主管部门都没看到这个问题，他们提出若干个课题，里面没有牵涉到老师自己的东西，只是说培养创新人才和资优生培养的关系，和德育的关系，和评估的关系等等，忘了这些东西都要通过教师去培养。教师本身没有创新意识，怎么去培养这方面的人呢？

（特约记者单位：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