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思想与终身学习

文/刘定一 

1998年，笔者设计并主持的研究项目《高中生跨学科研究活动辅导》，荣获上海市第六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次年获得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成为教育部评审通过的上海市九十年代六大普教科研成果之一。2000年底，市教委为此命名了新的上海市教育科研基地——跨学科课程研究所。

通过几年的研究和普及，“跨学科”一词在上海市普教系统已耳熟能详，2002年，上海甚至开设了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跨学科高级教师”职称，迄今已评了三届。

2006年初，上海市教委发文公布首批22个上海市普教系统名师培养基地，要求各基地“通过对名教师在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引领和指导，培养一批在上海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名教师”，其中除传统学科基地外，引人注目地出现了跨学科基地，笔者正是其主持人。

这些年来，笔者通过作跨学科报告接触到全国数以万计的同行，有各科教师，有各级教育管理人员。所到之处，隐约感到自己被视为另类。听众最大的疑问就是教了三十八年数学的报告人的讲学中五味杂陈，数学却淡化为溶入高汤中的盐，不着痕迹。笔者心中明白，其实在笔者的思考中，作为横断科学的数学的精神无处不在，如金庸小说中所说的“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正是从孩提时代开始的终身学习造就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单靠学校教育是难以企及的。 

终身学习

笔者四岁入学，读小学二年级时就逛书店看大人书，有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至今印象还很深。自幼家境清寒，家长又不允许与“野小子”厮混，课余读书遂成为唯一消遣。在这一意义上很可以体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

1958年8月高中毕业，正好16足岁。学习成绩在同龄人中名列前茅，而蒙反右之赐，一个好学少年玫瑰色的深造之梦被碾得粉碎，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寂寞的自学之路。毕业后首先要谋生计，辗转三年后，终于安顿下来，在中学数学教师岗位上一守就是38年。

现在看来，被剥夺进大学的机会，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在计划经济时代，受苏联模式影响，高等教育近乎职业教育，而不是人生教育。大学生身陷其中，觉得本专业的书都读不完，岂能心有旁鹜。而自己被摒诸校门外，成了无“国籍”的科际流浪汉，吃的是“百家饭”，反而不会划地为牢。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教育令人怀念。那时的课程设置均衡完备，有了完中教育垫底，自学大学文化课程没有任何障碍。

不像当今的孩子厌学情绪严重，笔者在青年时代的自学是饥不择食的，教的是数学，当然要读专业书，大学数学系的课程很快自学完成了，因为不是“要我学”，而是“我要学”，每天坚持做大量习题，所以像微积分之类至今还拿得起来。平日里很奇怪，不少师范院校数学系毕业的同事为什么总是声称所学的专业课程“统统还给老师了”呢？

这使我想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劳厄的名言：“教育无非是所学的一切都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幸运的是我吃的是“自助餐”，浪费少少，剩下多多，可以自诩受到很好的教育。

除专业书外，还旁及其他，包括读了一些经典哲学书。例如六十年代初笔者很崇拜黑格尔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看了好几遍，在书页空处密密麻麻写满了段落大意和感想。前几年见到报章上常有人“援引”黑格尔，大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想以此为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辩护，笔者就知道这些援引者连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都没有看过，因此在网上写了一篇《黑格尔在哪里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有一年以数学教师身分混进一群政治教师中与他们一起选修《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辨析》，绝大多数学员的结业成绩是“及格”，笔者得到的反而是“优秀”，好像是因为笔者认为，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并不表示他主张“人民创造历史”，例如一级方程式的世界纪录是舒马赫驾着法拉利创造的，而创造纪录的动力则是汽油。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02年四川省要举办中学生综合素质竞赛，为了避免把试题出成学科知识拼盘，几经周折，负责经办竞赛的四川省《教育导报》把为初高中两套卷子各命50道题的任务交给了笔者一个人。可能是反响比较好吧，后来四川方面还想把2003年的命题任务仍然交给我。笔者感到连续两年命题力不从心，便婉言谢绝了。

单凭浏览我的藏书，恐怕难以猜出我是教什么的。

七十年代，一位工人师傅到学校要求帮忙设计一个凸轮，家中正好备有《机械原理》一书，突击通读了《凸轮》一章后，按要求完成了设计。

有一年学习数控线切割编程，自己跑到无线电模具厂接了一个形状最复杂的零件的编程任务，三天后上机，钼丝切割完一圈后x，y两个坐标一丝不差全部复零，引起车间工人一片赞叹。

一位孤老门卫的右臂好几天抬不起来，寒冬腊月只好在值班室和衣而睡，几经动员，他总算同意笔者用自学的耳针治疗，20分钟后就恢复了正常。

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政治教师要上“美国两党制”的公开课，需要资料，他看到我提供给他的一大堆专业书大为惊讶。

天津大邱庄主禹作敏抓起来后，《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了我的一篇谈论北宋高官的文章《能人丁谓》，编辑素昧平生，接读了此稿还以为我是位历史老学究呢。

2001年笔者为历史教师设计题为“万历朝的世界”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历史教师表示缺乏[明]万历朝（1573-1619）的资料，笔者参考家中藏书给他们写了四千多字的背景材料，为活动的进行扫清了障碍。类似地，笔者给生物教师设计了“鸡蛋的全方位研究”，让学生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文学、艺术、烹饪、外语、创造学各方面进行研究，解放 个性。

九十年代以来，笔者在文学方面也有些作品。例如给校园文学杂志《萌芽》写过25000字，写了《作家：谁来宣布他的倒闭》、《克隆的震荡》后，惊动主编来为足球世界杯约稿，又给他们写了《’98足球世界杯的第二道闪电》。另一家杂志《食品与生活》每年要为农历新年写卷首语，写牛年呀，马年呀，特别是蛇年无人下笔，于是赶着我这只与美食无缘的数学鸭子上架，于是《牛年大吉》、《马年：马放南山》、《蛇年：重返伊甸园》、《吃蟹曲》、《孔夫子吃不吃狮子头》等随笔纷纷出笼。

读者未必想得到一位年过半百的数学教师除了两个班的高中数学课和承担市级课题外还有闲情逸致写些小诗，例如下面这首作为新年贺卡诗在《萌芽》（1998）上发表了后半篇☺： 

板车上的《海涅诗歌集》

 

莱因河畔春天的鼓点曾搏起东方少年一阵阵心的悸动和狂乱

谁把你丢弃在板车上让桃金娘和木犀草忍受拾荒老人的摇铃

 

拂去岁月积淀的灰尘依旧是新月如钩红叶如醉溪边草色青青

 

寻找得回来吗诗人的激情孤独的短歌还有那消逝已久的梦影

                                   

笔者比较重视学习外语，中学里只学过俄文，英语全靠出校门以后自学。凭着一本辞典一本语法书解读学术原著。有一件事至为遗憾，六十年代我将美国数理逻辑学家Alonzo Church（1903.6.14~1995.8.11）的名著《 A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Logic, Vol.Ⅰ,1956》（《数理逻辑导论》第一卷，后来再没出过第二卷）用俄译本和英文原本各译了一遍，并花了许多时间钻研其习题。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很希望它挤入商务印书馆红色封面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0年商务印书馆回答说，他们已接受了另一位译者的汉译本，但还要进一步修改，笔者只好罢手，一转眼25年过去了，此书却至今没有出版。

在充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戾气的文革时期，只有通过英文书这扇窗子呼吸外界的新鲜学术空气，边看英文书边译成中文备用，没想到八十年代竟派上了用场，那几年发表了英文译著近50万字。科学出版社把拙译《控制论基础》列入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的第一批书目，于1980年出版。

我与邮政编码也有一段因缘。七十年代末邮电部第三研究所正在开发我国第一台信函自动分拣机，因缺少文字识别理论资料，将我的一部译稿取走付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文字图形识别技术》，1983）。

三十多年前就被同事（语文特级教师陆继椿先生）戏称为“杂家”。与“专家”相比，“杂家”不过比“三脚猫”好听一点而已。后来虽然忝列为数学特级教师，还有陌生朋友打听我数学教得怎么样。如果数学教得好，为什么还要到杂货行混饭吃呢。其实早在1985年，为了普查特级教师苗子而举行“上海市中青年教师评优活动”，笔者的数学教学就很受评委青睐。接着市里两次评比数学教学论文，笔者得到的都是最高奖。1987年上海市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组织沪版教学指导书，我又成了《初中几何教学指导书》的主要编写者。后来市教研员夏明德老先生率各区县数学教研员再次听了我的课后，给予的公开评价是“实际上刘定一的数学教学已形成了一个流派”，这是指系统思想进入课堂而言。 

系统思想是解决问题的一大法宝

笔者终身学习的一大特点是贯串系统科学的主线。时间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接受控制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潜移默化。初见到N.维纳的名著《控制论》就爱不释手，后来女儿出生，我便为她取名维纳以示对这位学者的敬佩。

几十年来逐渐养成了用系统论观点看世界的习惯，使我终身受益。波兰控制论学者、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说：“学会了用控制论语言来思想的人，不用详细分析具体问题也能理解问题，理解事情的基本环节、元素之间的关系和实际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信不信由你。

陆游教训他的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道出了学习的真谛。为什么一般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正是因为未能寻找独特的角度。从系统观点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例如物理教师一般不会去思考条形磁铁磁力线方程，可数学教师会想出“双极坐标系”来给予最佳表示。

1997年笔者应征载文指出半世纪前亨普耳提出而未解决的确认悖论的症结（见《模糊逻辑消除了亨普耳悖论》，《方法》，1997第2期）。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有一个由理化生政史地这六门学科专家组成的高考综合能力测试命题专家组，有一次破例吸收了笔者这个数学教师，20分钟的发言的结果是，在一个月后被邀向命题专家们做一个90分钟的报告：数学思维和系统思维。

2001年笔者看到研究性学习的一个盲区：缺乏以自己为对象的研究，就设计了一门德育研究型课程——修身，在华东师大一附中高一年级开展。开展不到一个月就惊动了《上海中学生报》与《新闻晚报》，它们分别于头版头条与教科版头条以《修身：从研究自己开始》《从自爱出发提升人格修养  申城中学生上起修身课》为题进行了报导。几年过去了，因学校领导的有力举措，修身活动又向前推进，“修身：师生的共同发展”成了上海市教育科研重点项目。

最近重读《四书·大学》，不但写了近四万字的读书笔记，还帮朱熹重新排定了令人遗憾的错简并寻找到“阙文”。有言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回想几个月前对《大学》毫无发言权，今天则从研究中生发出全新的感受（这在系统论中叫做“整体涌现性”），敢面对饱学的宿儒做长篇发言请教，乐何如之！

这几年一直在思考新的课程生长点在哪里？整整半个世纪前，控制论的主要奠基者N.维纳写道：“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62）这一精彩的思想给课程建设以启示。在课程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同样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课程之间被忽视的无人区。笔者研究系统科学三十余年，找到的这个无人区就是以系统思想为线索的“跨学科课程”，或者说是“以关系为中心”的系统课程。

2003年3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民生教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我们的研究给予这样的评价：“跨学科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在全国教育改革中起到了较强的示范作用”。

系统课程应当是一门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课程，对没有这方面修养的在职教师，则需要通过职后培训来弥补，去年试办的“事理学高级研修班”已得到市教委有关领导和专家的一致好评（参见《上海教育》2005年11B刊载的《事理学课程研修：“工作坊”式的师训模式》一文），为今年开办的名师培养基地及为师大硕士生博士生开课增添了信心。 

结束语

当今我们这代人都已进入老龄，年轻时这代人受的职业教育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当年把人当作无个性的“螺丝钉”来铸造，似乎已计划好等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从工作岗位上卸下来就自动报废。退休后二十年左右的人生该怎么度过才不浪费？唯有坚持终身学习一途。到笔者的年龄，许多人也许只专注于“含饴弄孙”了。笔者当然不敢以“大器晚成”自况，但真的觉得还没有把大半辈子的学习所得整理出来贡献给社会。因此想模仿上文劳厄的句法说：“老年无非是学习生涯结束后剩下来的岁月。”有些人还没有步入中年就老了，有些人则通过终身学习永葆青春。如孔子就属于后一类，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原载《人民教育·名师人生》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