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不是广告，这是一条快刀斩乱麻的原则，被归于中世纪的英国经院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300～1350）名下：“若无必要，不应增加实体的数目”。
　　根据罗素的说法，实际上在奥卡姆的著作中找不到那段文字，找到的是表达类似意思的另一句话：“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却以较多者去作即是徒劳。”对这句话，罗素解释道：“如果简单的解释行得通，就无须寻求复杂的解释”。
　　奥卡姆剃刀是一条普适于一切科学的“软”定律──“思维节俭律”：“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除非后来的证据排除某一最可能的解释，奥卡姆原则就始终适用。奥卡姆剃刀的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哥白尼用由行星画出的“同心圆”“剃去”了托勒密的那套繁得吓死人的“本轮”与“均轮”。法国人拉普拉斯(1749～1827)用奥卡姆剃刀来回答拿破仑愚蠢的提问。当拿破仑问他“在大作《天体力学》中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帝”时，拉普拉斯傲然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关于科学假设，或解释，有过两个看上去针锋相对的口号。戏剧性的一幕长达二十年。
　　幕布是在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拉开的。郭沫若1954年12月 8日在中国科学院的批判动员会上带头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批判胡适的“三点建议”，其中有一段话：

  　胡适在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上所贩卖的那两句话，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自己吹嘘，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好些人一直到今天还都受着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
 　 胡适根本不懂得科学……他大胆地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

　　这是一场缺席的政治审判，听不到被告的声辩。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现在可以对这两个口号心平气和地评价一番了。即：一、科学假设应当大胆些呢，还是小心些？二、提出一个假设以后，应当小心求证呢，还是大胆反证？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应当大胆，而不是小心。假设是一种思想的闪现，谈不上小心不小心。
　　没有大胆假设，哪里还有科学革命？在《圣经》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代，伽利略提出“不是太阳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太阳转”，达尔文提出“人的祖先是古猿”，可说是大逆不道的。
　　科学家的求异思维是他们最可贵的品质之一，而在常人看来，他们是一群异想天开的家伙。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前，试过一千多种灯丝材料，都没有成功。有人为他不值，爱迪生说收获也挺大：“我们由此知道了这一千种材料是不能做灯丝的。”我们若设身处地，不要说进行试验了，且容你大胆设想，开个清单试试？即使你把头发丝与鸡肠子都算进去，能凑出可能成功的一千种吗？这每一种材料就是一种假设，所以说他有过一千种“大胆的假设”也不为过。
　　如果强令爱迪生小心地假设，规定他只能假设十来种灯丝材料进行试验，否则就有“大胆地假设一些怪论”之嫌，爱迪生就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伟大发明家了。“小心”，不是体现在假设阶段，而是在验证假设和公开成果的阶段。爱迪生把竹子烧成炭丝，已能够把灯点亮一段时间，此时宣布取得“初步成功”或“重大突破”也无可厚非，但他终究没有把炭丝灯混充成果，这正是“小心的求证”，当然，说成“大胆的反证”也可以，这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这样我们就回答了上面第二个问题：二者都对，既要小心求证，又要大胆反证。
　　奥卡姆剃刀是了不起的。人们抛弃“地心说”，并非因为托勒密体系是错误的，从相对论观点看来，说“太阳绕着地球转”和说“地球绕太阳转”，这两种说法是等价的，但日心说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大大简化了天文学理论；同样，进化论地位的确立，是因为它能很完满地解释大量地质学、生物学的事实，而神创说与灾变说则不能解释，或很牵强。
　　回到本世纪中期的那场“批判”上来。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世界上无数科学家所奉行的似乎就是胡适介绍的那个方法，而“郭法”是连鼓吹者本人也不想实行的。证据是1969年在吐鲁番的阿斯那墓地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卷“[唐]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氏注》（八十年代有人撰文说是今人作伪），在残卷末尾附有几段《十二月三台词》中的正月：
　　　　　　　　“正月年首新春，□□改故迎新。
　　　　　　　　李玄附灵求学，树夏乃条□珍。
　　　　　　　　项托七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秦。
　　　　　　　　□无良妻解梦，冯唐宁为忠辰？”
从有关文献所附影印件可见，引文中那个“条”字，原文下部残阙，只见上半，依稀是“降”字的右半，但原文决不会是繁体的“条”字。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当时其他文物考证权威都已打倒了，郭氏尚无恙，所以出土文物总是先请给他审定。他是怎样“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的呢？
在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著《出土文物二三事》一书中作者大胆假设卜天寿这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有严重的写错别字的毛病。郭文说：
　　“卜天寿全凭记忆在写，写了好些别字。‘李玄附灵’疑是‘ 理弦抚琴’，‘下’误为‘夏’，‘调筝 ’误为‘条珍’，以每句六字计，‘筝’上当夺一‘银’字。……
　　“‘抚琴’与‘调筝’，在古有雅郑之别（不雅的音乐，古人称为‘郑声’）。《庄子·渔父篇》：‘孔子游乎缁帷之林，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这是抚琴为雅乐之证。唐人李端有《听筝”》五绝一首：‘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是调筝为郑声之证。”
原文十二个字竟然被写错了七个。据考证者的意思，原文应当是
　　　　　　　　“理弦抚琴求学，树下乃调银筝。”
这个假设比《李白与杜甫》中主张“奔流咸秦”应当作“奔流碎叶（繁体）”的那个假设更大胆。考证者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假设体系，由一连串奇怪的假设组成，看来奥卡姆剃刀有用武之地了。
　　如果这算是“小心的假设”，那么靠了“大胆的反证”本来不会钻进死胡同的（例如，上面的假设⑤和⑥的荒谬再明显不过）。例如郭说“抚琴”二字怎样落实、那孩子为什么带了一具筝去上学，为什么一个顽童如此成人化地坐在树下弹起筝来，竟颇有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的意境，考证者并没有费心向读者作些解释，只是就自己的大胆假设在文义上进行发挥。
　　商榷文章接踵而至。
　　原来用不到任何假设，原文只有一个“夏”字没有坐实，那个残缺的字是个“逢”字。故事出自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二。说是一位叫李玄石的鬼，往定州边孝先处求学，途中与仙人王子珍相遇，成为知己，同学三年始别。所以第四句应为“树下乃逢子珍”。
　　奥卡姆剃刀一挥，考证者挖空心思构作的复杂体系，一下子被剃个精光。不过郭沫若先生错得光明磊落，没有文过饰非，他在书中写了篇追记，感谢龙晦同志指正，从而承认了自己“考证”的荒诞不经。